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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我毁灭危机(一)[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7-10-29 18:20: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此“世界战国时代”,各大国如果仍以现今人类主流文明(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逻辑──对自然涸泽而渔,对民众巧取豪夺,对外转嫁危机──进行恶性博弈,则任何一方对其它大国形成压倒性的完胜都不可能。在人类已然面临空前的四重危机──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危机、资源枯竭引发的环境危机、宗教冲突酿成的种族文明危机、人工智能+机器人挑战的人类文明自信危机之时,投机取巧、相互转嫁危机的恶意竞争将加速此四重危机的聚变。如果人类精英不能幡然悔悟,另辟蹊径,人类相当可能在未来30年内遭遇毁灭性的大危机!
美国新总统与中国领袖交换旗帜 世界惊诧
20171月,正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两个决定未来世界走势的演讲先后出炉──117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演讲;120日特朗普发表就职美国第45届总统演讲。这两个演讲是如此针锋相对,给世人的印象如此“错位”,真的让世界“凌乱”了。
中国微信中迅速流传的一段话最能表现这种“紊乱”──“德国人说中国是自由世界的新领袖,美国人说特朗普是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这世界套路太深了!我要回农村……”
这两位最重要大国领袖的演讲至少表面上的确如此。在特朗普的演讲中:“人民”和“爱国(民族)主义”成为两大核心词。而中国领导人演讲中“经济全球化”成了唯一核心词。
特朗普至少表面上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接到手中──“将权力交接到了人民的手中”“让政府由人民做主”“美国人重新成为了国家的主宰者”“这一就职典礼的核心是一种信念──我们坚信国家是为服务人民而存在的。我们国家想要为孩子们提供优良的学校教育,为家庭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为每个人提供好的就业岗位。”
对于“民族主义”──这个美国百年来主流价值观一直抨击的“落后挨打”观念、这个毛泽东时代红色中国常打的旗帜,特朗普毫不犹豫地、毫无顾忌地举了起来──“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同属一个国家”“美国会重新成为胜者” “依靠美国人的双手,美国人的劳动,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将遵循两条最简单的原则──买美国的商品,雇美国的工人”“当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时,美国会变得势不可当”“政治必须以完全拥护我们自己的国家为基础”“从今天开始,只有美国第一、美国第一”。这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赤裸裸的民族主义,也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宣言之一。
特朗普显然并非说说而已,他在就任的第一天,就签署法令废除了“奥巴马医改计划”、签署命令退出“TPP”(环太平洋自由贸易伙伴关系),第3天签署命令建造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隔离墙;第一周就宣布推出禁令,以“阻止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入境美国”。其措施包括90日内限制伊拉克 叙利亚等多个国家人民入境美国,并暂停美国接收难民计划120日。这个“反穆斯林令”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一度被法院否决,但特朗普的决心未变。
特朗普真如他所说的那样成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真的举起“为人民服务”、“爱国(民族)主义”的大旗吗?显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而非本质真相。从两件事就可见一斑:1.本次特朗普就职总统典礼,共花费了近2亿美元,比奥巴马就任时高出数倍,其中约一半是从资本家的捐款中募集而来,一半来自人民的税收。2.本届特朗普内阁,由大资本家和顶级CEO组成,他们的身价合计超过150亿美元,远远领先于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内阁,可谓由资本寡头亲自到前台操刀,你能指望他们真的为美国人民、美国劳工服务吗?他们不过是打着人民的旗号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已。
同样令世界惊愕的是,最后一个仍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大国──中国,其领导人以117日在瑞士达沃斯会议上的演讲,正决然地从美国手中接过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旗。
他首先反驳,“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更要有采取行动的勇气。”“让各国人民重拾信心和希望。”“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这显然意味着中国最高决策者已经在经济上抛弃了过去的“韬光养晦”,而以积极进取的方式,乘美国退守的机会继续前进,乃至要成全球经济秩序的新旗手。但是,这个演讲与特朗普演讲一样出现了悖论──在经济上全力推进全球化的同时,中国当局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管控,并重新倡导回归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基本思想。即他一方面想要成为全球跨国资本(特别是欧亚大陆资本)的政治领导者;另一方面,他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这或许意味着──对如此戏剧性的国际形势逆转,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最高掌权者,他们都没有事先做好准备,没有想到形势会如此急转直下,中国和美国快速地逆转“攻”与“守”,即中美两国领导人几乎都是本能地抓住最符合自己意愿,快速(乃至随机)地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现实主义选择,而没有顾及其经济新旗帜与政治理论的统一性,也没有顾及到中美两国人民、精英,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即中美两国领导人快速做出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时,他们之间显然缺乏必要的沟通,中美突然的角色换位是如此突然、富有戏剧性,这让双方在战略上变得非常难以妥协。即中国与美国接下来相当可能会“硬碰硬”。或许在激烈交锋后,在各自无法承受损失的压力下,才会考虑现实的妥协或退让。
互换旗帜、擦肩而过的中美两国元首到底将会把人类带到何处去,世界将由此更加安全和稳定;还是会更加错乱和动荡,中美之间会爆发严重冲撞──贸易战、地缘战争甚至世界大战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清楚中、美领袖为什么会有如此戏剧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内在历史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特朗普当选标志着美国战略“由攻转守”
在此前的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已经引起了世人的震惊──此前极少有人认为特朗普这个“大嘴”“小丑”“黑马”竟然笑到最后,最终当选美国总统。然而,特朗普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却恰恰在笔者的预测之中。






201681日,笔者刊发了《特朗普加冕?决定人类财富超级分配的三大关键开始明朗》(注1)一文中,笔者分析特朗普得到了两大势力支持。

一是美国的犹太、石油军火寡头的支持──“特朗普或得到石油军火寡头、犹太支持,剑指伊朗”,因为“此前特朗普明确表态如果当选美国总统将废除伊朗核协议──这是共和党背后的石油军火寡头,也是美国犹太以色列政治集团的最重要诉求。”

二是得到了全球方兴未艾的反资本全球化和金权政治大浪潮的推动。“过去数十年来中,选民已积累了对金钱政治愤怒和反叛的巨大力量──英国公投脱欧已经显示了这种力量。特朗普的竞选主张恰恰是要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试图回归大多数社会民众的立场──更多的工作(反资本全球化、工作全球化),更安全的社会(反伊斯兰极端主义)。希拉里团队虚伪的小聪明小动作,只会把越来越多的底层选民推到特朗普一边。特朗普最坚定拥趸们过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手上拥有最多的选票,过去他们面对的都是金权的傀儡,选不选都一样,但今天他们会觉得特朗普是代表自己的人,必然会力挺。”

102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重启对希拉里“电邮门”调查后,本人即在111日发文《希拉里被幕后导演抛弃?特朗普若上台中国日子更难过》(注2)指出,希拉里被抛弃是因为“竞选中表现出来的固执偏执,让她在未来很难被驾驭,特别是缺乏跟俄罗斯妥协的能力”,而“打击伊朗,引爆严重石油危机,美国可获得‘一石三鸟’的收益:1.保护以色列犹太人;2.摧毁伊斯兰复兴的最后核心;3.石油危机会严重冲击中国和欧洲经济。而让回流的美元支持强势美元和美国阶段性复兴。这符合美国石油军火寡头集团和犹太人政治集团的基本利益。对于美元背后的金融寡头利益集团而言,这也是同时打击俄、欧、中、伊──‘美元赢家通吃’这一理想目标无法实现后的次优选择。”

所谓“美元赢家通吃”战略指的是美元势力同时重创欧盟(欧元)、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同时波及日本、印度等经济体。导致欧元解体,中国、俄罗斯等国金融经济大危机,伊朗伊斯兰复兴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严重后果,与此同时,美国和美元成为唯一的赢家。实现 “美元赢家通吃”的理想目标,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曾经有一个实现的窗口,但是它被奥巴马总统的犹豫和普京的强硬反击而错过了。

在美国综合国力已经大幅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实现这一目标几乎不可能。特别是中俄两国过去几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实施背靠背合力抵抗美国压力的策略──中俄两国经济高度互补,虽然各自均有软肋,比如中国对石油等资源外部依赖度很高──2014年为59.6%2016年为65%(注3),但俄罗斯却是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如果美国打压油价,则中国获益;而如果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则俄罗斯赚的盆满钵满,这将帮助俄罗斯复兴。即无论国际石油价格涨跌,中国和俄罗斯必然有一方收益,其支持另一方,则两者背靠背都不会垮。

石油原本是美国的最大软肋,但是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着力推动石油独立革命,采取了包括大力推进页岩油气开发、开放近海石油、乙醇汽油替代等一系列措施,已经使美国石油对外依赖度从2006年最高的60%下降到了2015年的26%,同时中东石油进口占比不断下降。2015年,美国日均进口中东石油量仅占日均石油消费量的7.81%,且几乎没有从俄罗斯石油进口。与此同时,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已经高达59.6%,中东石油进口占比46.05%2014年中国石油战略储备仅22.7天;2015年欧盟石油对外依赖度为82.66%,主要从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进口,占比为46.23%,中东石油进口则占比17.71%,石油战略储备为104天。据此测算,如果波斯湾石油运输中断,美国可以正常石油供应1328天,欧盟约为554天,中国仅为82.7天(注4)。如果东欧爆发战乱,欧盟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有1/3运不过来,则欧盟正常的石油供应将减少到278天──这必将使中国和欧盟经济同时遭受重创。而日本(183天)、印度(17天)等对中东石油严重依赖国家的经济也将受到重大冲击。

美元势力唯一可以同时打击中国和俄罗斯的可能是,国际石油危机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同时俄罗斯石油却卖不出去。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要出口欧盟,有相当比例要经过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接管了向欧洲市场运输和出口天然气的管道系统,直接掐住了俄罗斯的财源和欧盟的气源。俄罗斯和欧盟(特别是德国、捷克、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等)一方面不得不依靠乌克兰,增强对其政策的影响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寻求绕开乌克兰的解决方法。但截止2015年,俄罗斯出口欧盟天然气的53%仍通过乌克兰(国家天然气管道)运输,而欧盟约30%的天然气需要俄罗斯供给;在石油供给方面,俄罗斯每年向欧盟出口约1.4亿吨石油(约占俄罗斯出口石油的60%),其中有将近1亿吨由友谊石油管道运输,该管道由俄罗斯出境后,在白俄罗斯的莫济廖夫市形成北部和南部支线。北部支线延伸至波兰和德国,南部支线经乌克兰延伸至斯洛伐克、捷克和匈牙利等国,对乌克兰有较大依赖。

即美国如果想通过石油危机冲击中国和欧盟,又不想让俄罗斯受益复兴,就要同时引爆乌克兰危机,乘着乌克兰战乱,炸毁经过乌克兰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使得俄罗斯大约1/3至一半的能源无法运输到欧盟,俄罗斯守着丰沛的石油却赚不到足够的钱。与这个思维非常巧合的是,2014年年初,在俄罗斯索契举办的冬奥会即将闭幕之际,乌克兰发生了政变,其后,亲美新政府走向反俄立场,而普京强硬反击,收复了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两个州也宣布独立。此后,政府军与东部独立军一度展开激战──这其实是美国连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封锁波斯湾石油供应,同时乘乌克兰战乱中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的唯一机会。本人曾在20158月撰文警示过这种风险(注5)。

不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非常强硬,却在伊朗核问题上非常鸽派,不顾以色列和国内犹太势力的坚决反对,全力推进《伊核六方协议》于2015715日签署,并在1018日正式生效。由于伊朗核协议签署,中东石油危机最危险因素排除,石油供应增加,美国页岩油气与中东石油的激烈竞争,美原油指数由2014年年初的超过100美元/桶大跌至最低29美元/桶,这在客观上给了中国两年宝贵时间增强军备,中国乘着这两年油价大跌之际,快速增加石油战略储备,将石油战略储备从2014年的22.7天已经增加到了2016年年底的约50天(注6)。如果波斯湾被封锁,中国石油正常供应可承受天数已经由2014年约82天增加到了约180天,这个数字在2017年仍在继续提高。

由于错过了这次“美元赢家通吃”的机会,美元很可能由此失去了一次通过主动进攻而重返“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机会,这使得美国的战略衰落更深了一步──美国退回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自保已是势在必然了。


       美国为何从“自由主义”倒退回“民族主义”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正式宣告“反全球化时代”到来,全球经济加速转入区域化时代,甚至连区域经济也将进入破碎阶段。

前一轮全球化跃进启动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初。1971年美元脱钩黄金之后,美国进入了后制造业时代,也就是虚拟金融时代。美元金融寡头为了利益者最大化,废除了“美元金本位制”,使美元摆脱了黄金制约,充分释放纸币印钞权的魔力。从此,美元滥发不可收拾,加上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货币乘数不断放大,美国金融业利用美元作为唯一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地位赚钱太容易了,华尔街超级繁荣,诱惑一流人才越来越多流向华尔街。随着华尔街工资越来越高,拉升了包括蓝领工人在内的全社会工资,美国本土很难支持越来越昂贵的制造成本,这迫使美国本土原本体系完整、超级强大的制造业不得不向海外转移。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中国对外开放加入国际大循环,特别是在1999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利用“台海危机”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标准加入了WTO,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胜利。随着地缘政治壁垒的消失,全球投资生产迎来了“世界是平的”时代, “全球化”迎来了黄金时期,并形成了如下主要模式──以牺牲中国亿万劳工、巨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以中国为西方发达国家制造,尤其是为美国人制造为主要特征;以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巨额利益输送为实质;以中国贸易顺差主要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进行再循环;美国利用美元特权地位和金融虚拟资本以控制中国产业、金融股权,最终实现“中美国”为目标……由此,美国与美元资本寡头必然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者,而这个“全球化”价值体系的政治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层面主要是“投资自由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匹配的是“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即以“新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跨国资本虽然一度获得了巨大利益。但是,这个“全球化”最终未能按照美国设想实现最终目标,或者说美元资本寡头实现绝对统治下的全球一体化梦想被击碎了。这是因为它受到了多重干扰或阻力:一、作为对美元滥印的反击,1999年初欧元诞生,虽历经磨难但顽强生存下来了,这动摇了美国理想全球化模式的货币地基,并最终引发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二、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美军与伊斯兰敌对力量陷入长期游击战,极大消耗了国力军力。与此同时,中国军事力量突飞猛进,俄罗斯军力也得到了很大恢复,美军已经失去了军事能力上的绝对优势;三、美国对于中国产业、货币控制虽然较为顺利,但在试图控制中国核心国有企业、主流金融机构和政治政权方面,却受到了中国权力意志复兴的顽强抵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梦”的国际号召力明显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急转直下,土地矿产资源也已经严重透支,加上因为人民币升值吸引国际热钱投机中国后,中国资产价格也已普遍高估,特别是房地产的绝对价格已经是世界之最。由此,跨国资本在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核心利益源泉正在枯竭。而随着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革命的勃兴,越来越多替代传统劳动力,美国和西方失业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也壮大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越来越强大的反全球化力量。

全球化必然意味相对宽松的人口流动。但是,美国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在中东制造动乱,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极端恐怖分子流入西方,威胁了西方原居民最基本的生命安全。这终于让美国和西方的原住民忍无可忍了──在他们看来,工作岗位被抢走了,生命安全被威胁了,这日子还怎么过?!

即美元资本寡头主导的全球化已经受到来自中国和美国两大主要引擎的根本性逆转──跨国资本在中国已经很难获利,随着中国新权力意志的崛起,“中美国”已成南柯一梦;而在美国,社会稳定的需求要保就业,同时从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说,都要实现实业和金融的再平衡──在美元、虚拟金融收缩的情况下,制造业重新扩张支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他已签署命令抛弃TPP,开始建造美国与墨西哥的隔离墙,呼吁乃至胁迫美国和它国资本流往美国,包括威胁对中国、墨西哥等国开打贸易战,以重建美国的制造业体系,其本质都是为了美元资本的核心──犹太—盎格鲁·萨克逊资本寡头集团在试图统治全球资本与经济体系失败后,在遭遇了欧盟资本和中国资本的反击后,要退回美国守住其大本营、根据地的需求。

这一剧烈的变化,其实对美元资本寡头核心层而言,也是始料未及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权力意志的核心──中共新领袖习的神奇崛起,他已经彻底否定了“中美国”的可能性。同时,以中国航空为代表的国有资本以及中国华为领衔的民营资本,它们以极其强大的忍耐力、奋斗及技术创新力,超出了美元寡头预期的极限,不仅没有被外资压垮摧毁,反而在自由投资贸易规则下,对西方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形成了强有力的反击。针对于此,美元产业资本不得不利用美国市场贸易保护为自己留下缓冲和重建竞争力的时间。

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其逻辑是相当复杂的,远不是美国普通民众在短期内可以理解接受的。即便对于美国的精英阶层,在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和“美国优越论”的教育和熏陶之下,这些价值观已经成为其根深蒂固的思想。特朗普(及其背后的美元资本寡头)唯有借助迎合美国选民的“保就业”和“反恐”的需求,去赢得民意掌控政权,进而扭转思路和局面。特朗普也的确借此成功地入主白宫,成为直接操盘手。而特朗普内阁几乎成了美国资本寡头的“超级董事长+CEO团队”,特别是实业家占了大半,而特朗普本人也是一位拥有数十亿美元身家的地产大亨。

与特朗普相反,希拉里则试图打着“新自由主义”旗号,以进攻的方式强行实现“美元赢家通吃”战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但是,由于奥巴马总统自相矛盾的政策──升级乌克兰危机却使伊朗核危机软着陆,加上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强有力反击下,俄罗斯不仅控制了乌克兰和东欧主动权,而且联合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等国掌握了中东主动权,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基本失去了同时引爆乌克兰和中东石油危机的可能性──除非美国下决心开打世界大战。

凡是有利必有弊,在竞选中,特朗普一反美国百年来的常态,举起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大旗,虽然获得了胜利。然希拉里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和“种族包容”,两人的理念可谓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再加上两位竞选人均有明显的人格缺陷,相互进行人身攻击,又进一步增强了各自拥趸者的敌对情绪,从而将美国社会撕裂达到南北战争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也恰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领导型大国衰落的又一个明显的征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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