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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我毁灭危机(二)[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7-10-30 19:41: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美国已衰退百年 起始于立国契约遭背弃

   

特朗普的上任意味着美国主流统治者终于承认了美国衰落,并主动放弃了自二战以来的世界领导权。很多人对此仍然感到难以接受,并感叹从1991年冷战结束时美国登上世界霸主之巅到现在才短短25年时间,实在快得太不可思议了!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古罗马帝国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峰。美国右翼政治学家福山甚至自负地宣称“历史的终结”──世界上的多数人都已认同自由民主主义政府,因为这一政治形式已经依次征服了它的所有敌人。自由民主主义或许是人类思想进化的顶峰和最后选定的政治形式,从而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然而,仅仅十年之后,福山先生就已否定了自己的这个判断──“历史的终结”。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东、西方的主流精英对于美国衰落如此之快仍然在感到匪夷所思。

其实,在笔者看来,美国的衰落绝非仅仅在“9•11”之后,而是已经过了百年历程的“五个阶段”。这分别是:一、美国背弃了与国民的经济公平基础契约时期(1913~1945);二、美国背弃了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公平基础契约时期(1945~1971);三、虚拟金融泡沫膨胀、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时期(1971~1999);四、欧元崛起,美元失去货币霸主地位时期(1999~2008);五、“中美国”战略破产,受到中国军事、制造业等综合挑战时期(2008年至今)。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 法国思想家)的眼中,政体并没有先天的优劣之分,它是立国时参与者博弈选择的结果,他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在能力、品德、财富和威信上都超过超群出众,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当选为行政官,则国家因此就成为君主制国家;如果几个差不多相等的人胜过其它人,并一起当选,就成为贵族制国家;如果大家在财富和能力上都相差无几,大家共同执掌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国家也因此成为民主制的国家……(注7)”

毫无疑问,在美国1776年立国之时,其社会制度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是在全球最先进的。美国堪称是天赋之国,它拥有广大富饶的土地,在地球上仅有中国可堪比拟。它的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特权的包袱──美国建国前的民众,基本都是从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压抑中逃离的,没有贵族和特权者。他们主要分为两类,少数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个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则是为了冒险暴富,他们均甘愿冒着被大西洋吞没的风险而登上新大陆,并联合推翻了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并清除了当地绝大多数印第安人。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和组织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于是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一种建立在公民自私自我基础上,通过谈判达成相对公平的契约,进而建立了自人类原始社会以来最平等的经济、政治制度(当然印第安人和黑人被摈弃在制度之外)。在经济制度层面上,是建立在公平自愿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用一个人(组织)的人性自私与另一个人(组织)的人性自私进行博弈竞争,进而达到相互克制平衡的结果;在政治上则是民主选举──通过公民保护自身合理利益的选票来克制权力代理人──官员的贪婪自私。这是一种既可以发挥人性自私的主观能动性,又使社会处于一种总体制衡的低成本社会模式。

这种以“自由市场竞争+民主选举制衡”的社会制度只有美国立国之初最纯粹,因为它没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贵族,没有基督教的特权,土著印第安人也几乎被消灭光了。这种条件即便是同属现代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法国都不具备。再加上美国有着广袤的领土资源,这使得美国必然成为了最具未来潜力的国家,这是美国后来大国崛起,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自强大国家的源头。

然而,美国社会制度有两个重大的源头性缺陷:第一,它在政治制度上是民众选票、民主制衡的,但是在基本经济制度,即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上,则是资本家独裁的。即政治民主与经济(资本)独裁并存;第二,由于多数新移民都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反叛者,因此,美国发展出来了以清教徒“新教”为主流的基督教,这尤其是在主流精英中拥有广泛的拥趸。它与传统基督教最主要区别是,它不再强调人活着的时候逆来顺受,以求“死后上天堂”,而是在活着的时候拼命、永无休止地赚钱。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开国之父们中有高贵品德者,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基本理念(当然这仅限于白人,而不包括被屠杀的印第安人和作为奴隶的黑人)虔信坚守,比如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在就任美国第三任美国总统时,他拒绝乘坐马车,从寓所步行前往就职,他认为这是践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举。但与此同时,另一位开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美国政治家、物理学家)则埋下了“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种子──“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是信用可靠的诚实人的理想。诚实是有用的,因为它带来信用,守时、勤奋、节俭无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要是诚实的表面功夫就能达到同等的效果,那么这就够了,否则是无谓的浪费。这种观点曾被指责为虚伪,但马克斯·韦伯(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的清教徒理论为它辩护:这伦理的至善──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营利本身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注8)。换言之,以“清教徒”物质自律的最后薄薄的面纱,去遮掩资本永无休止最大化的贪婪。

由于“赚更多的钱”成为美国主流精英的终极追求,加上经济制度上资本家的独裁,在生产力的各要素中,资本的代理人──资本家最少,权力最集中,也最聪明,他能以自由的旗号,很容易就将一盘散沙的雇工等其他力量各个击破,使获得剩余价值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劳工收入的速度,这必然使得资本雪球越滚越大,小企业主变成大企业家……100多年后,实业寡头、金融寡头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一种超级特权力量。由此,资本寡头最终成为美国的新特权阶层,他们必然通过资本控制媒体、议员、总统,乃至大法官。因此,美国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富兰克林式“赚钱至上”的资本独裁力量对体现杰弗逊代表的“人人平等价值观”民主政治不断攻击、收买进而控制的过程。

对于资本寡头们而言,最快赚钱的方法是──最聪明和最有实力的极少人结合在一起,通过控制媒体左右群众性情绪,进而将自己的代理人推向重要政治岗位,掌握政治权力;通过代理人控制政权以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乃至控制货币发行权──仅靠印钞就可以交换他人辛苦生产的物质财富;再通过货币发行的增与减(向市场放水或抽水),来控制资本市场的大涨大跌,来洗劫那些“无知、愚笨但贪婪”的大众投机者,这样赚钱效率就会非常高,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超级暴利的商业模式。

1913年年底,美联储的诞生标志着他们最终实现了资本寡头集团对美国货币发行权的控制。这时,金钱其实已经战胜了一切,成为美国的真正主宰,资本寡头的独裁已经实现了对美国的隐形控制,即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是代表保障美国公众利益的政府,它已经异化为资本寡头特权利益最大化的傀儡工具。这就是美国社会制度、立国精神的一次源头性衰落。

这种资本特权对美国立国精神的“异化”,首先表现在了1933年罗斯福总统废除了金本位──以国家暴力强迫美国人民交出黄金,并废除了美国民众用美元纸币到银行换回黄金的权力。即美国政府废除了货币发行者与美国人民的最基本经济契约。这项契约的基本精神是──货币发行权只是美国公民委托给政府的一项权力,为了交易便利,允许政府印刷纸币,但这些纸币必须由黄金(白银)来抵押,即政府不能擅自滥印纸币,否则纸币会对黄金贬值,人民则有权力用纸币换回黄金,这样就制约了政府滥印纸币变相稀释全体公民的财富。由于纸币有黄金的抵押,因此其内在价值是基本稳定的,就可以成为其他各种市场交易的公平基础。因此,它也是一切公平市场交易的源头保障,是美国公民与政府间最基本的公平经济契约。

但是,正是这个最基本的公平契约,被两个步骤给废除了:一,1913年底,美国议会、政府通过欺瞒手段,将原本属于财政部的印钞权让渡给了美联储──这个私人资本寡头们控制的机构。二,1933年,罗斯福总统单方面悍然废除了国家与人民间的最基本契约──人民有权持有黄金,并用美元纸币向银行换回黄金。这就摧毁了美国经济制度中最核心的公平经济契约,也本质上摧毁了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尽管它的危害当时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但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开始衰退了。

即这是美国第一阶段的衰退──核心立国精神灵魂的衰退。

美元印钞权膨胀的恶果逐渐显现

虽然美国的立国精神在第一阶段衰退了,但是它的综合国力仍在继续上升,就像一个男性在16~25岁荷尔蒙分泌达到顶峰,但是他的肌肉可能要到30-35岁才最强壮,而社会声誉影响力往往要到40~50岁以后才能达到高峰。美国的立国精神就像相当于“荷尔蒙”──它是美国发展壮大的原动力。但它在1933年以后已经走下坡路了。而此时,美国的肌肉(就像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制造业)和社会信誉(国际综合影响控制力)仍继续攀向高峰。

借助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随着欧洲传统强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苏联)和意大利等国的相互火并,几败俱伤之际,美国利用其远离欧洲主战场的地利,先向双方卖军火,后直接参战接收胜利果实,从而在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上一跃为世界首要强国。二战结束时,美国不仅在制造业和军事实力上在全球遥遥领先,更建立了一套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货币、经济和贸易的体系,这包括布林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

布林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各资本主义大国公认的首个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当然美元是依靠黄金信誉背书才获得了这一特权地位的──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与黄金按照1盎司兑35美元挂钩,各国央行有权按照这个比价,用美元从美国兑换回黄金。即这就形成了一个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契约,是国家间的──它国使用美联储印出的美元纸币,但是如果美联储滥印,他国有权用美元纸币兑换回黄金。但十分荒诞的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已经在1933年对国内民众废除了这个国内最基本的经济契约,而各大国竟然相信美国和美联储会在国际上信守这个契约。

果不其然,1971年,美联储和美国政府以美国黄金流失过多,已经无力用黄金兑付美元为借口,单方面悍然撕毁了这个国际契约,强行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废除了各国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力。这就是美国的第二阶段的衰落──其撕毁了国际的基本契约,丧失了在国际社会的基本信用。虽然美元在脱钩黄金之后,美联储(及其背后的私人资本寡头集团)获得了不受其他国家约束的印钞权,拥有了国际唯一的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形成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性的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的超级商业模式。但是美国的国际信用已经开始全面衰落──这是美国第二阶段的衰落。与此同时,各国对美国的反剥削──比如欧元开始酝酿。

随着1971年美国对国际社会背信弃义,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开始了加速衰落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衰落是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制造业的衰落,这是美联储及华尔街金融寡头疯狂扩张、享受美元滥发催生虚拟金融泡沫暴利的必然结果。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联储印钞不再受到黄金的制约,而这种印钞无本万利的超级商业模式,形成了一种极大的诱惑,或者说满足了资本超级增值的欲望,这是美联储及其背后金融寡头们无法自我克制的。到2007年年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达到8938亿美元、2016年底更是扩张到4.4746万亿美元,分别是是1971年945.95亿美元的9.44倍、47.3倍(注9)。

随着越来越多的纸币美元印刷出来,物质商品不可能同步快速增长,华尔街则必须创造出更多的虚拟金融产品──就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海绵,去吸纳这些流动性,以免其引发不收控制的洪灾──恶性通货膨胀,由此华尔街创造出了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在1987年垃圾债券泡沫破灭之后,华尔街再接再厉又创造出了超级泡沫的金融衍生品,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货币乘数更是被放大到了30余倍。

伴随着华尔街的疯狂成长和超级繁荣,华尔街的工资也快速上涨,远远超过了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著名投行高盛的平均年收入高达约50万美元,而制造业中级工程师的年薪不到10万美元,这必然导致美国第一流的人才不断流入华尔街,制造业最多只能获得二流人才,其创新能力大不如从前──这在美国航空航天工业表现的最为显著,它从20世纪70年代的创造力高峰迅速衰落,现在美国人回望那个拥有阿波罗火箭、航天飞机的年代,就像做梦一样。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高工资带动美国总体工资水平的上涨,而欧洲和日本的工资则低于美国,东南亚和中国的工资更不到美国的1/10,甚至只有1/100。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中国对外开放,地缘政治壁垒消失后,随着IT管理技术逐渐成熟,跨国公司在地理上的管理半径可以远跨重洋,美国跨国公司于是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厂搬迁出美国,特别是迁向中国和东南亚。这就导致了美国国内原本超级强大的制造业“空心化”了,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由最高峰的40%下降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约11%。

技术创新能力总体衰退和制造业空心化,在美国国家衰落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虚拟金融业并不能创造任何的真实财富,它只是数字财富的“魔术”──印钞,以及财富在人们口袋中的转移──从弱国转移到美国,从弱势阶层转移到金融统治者口袋中。二战后曾经一度的弱势国家,比如德国、日本、东南亚和中国,虽然它们一度生产了大量的财富被美国剥夺了,但是,它们形成了自己的制造能力,即形成了真实财富再生产的能力,同时增强了国力和自信心。它们不会永远甘心于被剥夺被损害的地位。

1999年1月1月,欧元的诞生开始了美国衰落的第四个阶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精英阶层充分认识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实现欧洲统一的,因此他们转而与法国一道,推动和平包容方式去形成经济同盟。这一策略可谓深谋远虑,而美国因拉拢欧洲共同对抗苏联的冷战需要,欧盟对于美国经济、美元霸权的潜在威胁被美国决策者忽略了。直到1999年元旦欧元诞生,美元作为国际唯一交易和储备地位受到了直接挑战,美国决策层才猛醒。于是,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始反击,在1999年春季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为了打击残存的欧洲社会主义势力,不如说是为了打击欧元。科索沃战争也的确一度令欧元岌岌可危,从开始的欧元兑美元1׃1下跌到2000年10月的0.82׃1。与此同时,克林顿时期喷薄欲出的互联网革命,也使得美国重新执掌全球技术创新的牛耳。在2001年年初克林顿卸任之际,美国财政也摆脱了长期的赤字实现盈利,美国一度中兴有望。

但人算不容天算的是,小布什上任第一年──2001年的9月11日,美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在愤怒的报复情绪中,在完全控制中东石油的欲望诱惑之下,小布什政府将主要军事政治力量用在了对付中东伊斯兰敌对势力上了。结果深陷在了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游击战泥沼中,耗费了近10万亿美元的直接间接财富,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不断创出新高。2004年12月31日,本人曾刊文《新三极演义:战略的中国已经春暖花开》(注10)指出:美国实际已经走下超级霸主的神坛,世界进入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新三极”的阶段,并预言“让一个如此年轻而骄傲的民族(美国)学会内敛,绝非易事。而恢复到美元独霸天下已不可能。美国人为捍卫霸权的荣耀和维持富有的生活,很可能会寻找另一种可以操控全球的新超级硬通货──石油”。因此“中东局势势必进一步恶化和混乱”,而“多种因素叠加使得美国的金融危机暗暗酝酿。”2005年年底,本人进一步刊文《2006危与机:美国危机悬念与中国改革速度》(注11)预测“停滞或者更糟糕的局面很可能真的会降临美国”,悬念只是“发生在两年之内还是两年之后”,2007年7月30日本人再刊文《我们将见证一个动荡的金融时代》(注12)、2008年1月2日刊文《抉择 2008:我们是否要拥抱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注13)进一步确认美国将爆发金融危机。

果不其然,由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不断创出新高、制造业的严重空心化、欧元分流美元的流动性,加上小布什政府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决意打击伊朗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提高基准利率至5.25%,美国国力和实业终于无法支撑严重膨胀的虚拟金融泡沫,2008年美国爆发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强大的美国在世界人民面前全面暴露其积累的祸患,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神话从此破灭了。这就是美国第四阶段的衰落──金融霸权的没落。

虽然2008年美国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尚存最后的希望,那就是“中美国”,即美国虽然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元受到了欧元的有力竞争,但是,如果美元势力能够控制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即彻底控制中国的产业和金融资本,进而扶持傀儡政府,实现“中美国”──美国控制中国的梦想,则美国仍然可以利用中国制造业来支撑美国虚拟金融业,美国仍然可以利用“中美国”的整体优势,形成对欧盟的绝对优势,重返世界之巅。

但是,这个梦想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彻底破灭了,正如本人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正式召开前一周发表的文章《中国和人类需要伟大的独裁者》(注14)所预测的那样:“中国要成功地应对未来的艰巨挑战,首先要重建强大的权力核心,再造中国的权力意志。”而这个伟大的集权者只能是习|近|平,这也是历史给中国人的唯一(最后)机会。其后事实也正如笔者预测的那样,他正是这样一位敢于担当、坚忍不拔的集权领袖,他已成为中国自毛泽东以来的最强势领导,他以强硬反腐重树中共作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坚定执政党的政治基础,他在2013年6月访美时拒绝了美国获得中国军工国企和金融机构控股权的要求。这使得美方的“中美国”梦想彻底破灭。

更重要的是,中国解放军从1996年“台海危机”后卧薪尝胆,装备技术能力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习担任了军委主席后,把提升军事作战能力作为最重要急切之事,并在2015年年底力排众议果断“军改”,使得解放军在软硬件两方面都得以脱胎换骨,并形成了在中国沿海一二千公里内战胜美军的能力。他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将美国奥巴马政府试图打造的“重返亚太”战略冲的七零八落。至此,美国试图通过控制“中美国”而重返世界之巅的梦想基本破灭了。

与此同时,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强有力反击下,美国也失去了在东欧和中东的主导权。随着英国脱欧,美国对欧盟的控制力也大幅下降。简言之,美国在二战以来第一次几乎在欧亚大陆被边缘化。即美国的衰落已经到了第五个阶段──国际影响力全面衰落,由以前的“以攻为守”转入到了“以守为攻”的新阶段。

特朗普试图巩固美元势力的大本营

在美国大国崛起成为全球霸主,再经过5个阶段的衰落,以至于今,其背后的主导力量是犹太-盎格鲁·萨克逊资本寡头集团(简称为美元寡头)扩张与收缩的规律。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这种力量试图通过进攻获得全球政治、经济的控制力,或者说重树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控制权;而在1999年欧元诞生之前,他们也曾经一度获得了对全球货币、金融的控制权和重树能力。但是,由于其内在核心竞争力──道义和制造业的衰落,他们越来越无法支持这种攻击力,面对来自于主要货币竞争对手欧元、政治道义的竞争者俄罗斯,以及综合国力(特别是制造业后来居上)竞争者中国的反击,他们也只能从理想主义退回现实主义,从自由主义退回民族主义──借助他们对于美国政权的控制力,将资本力量收缩回美国,利用美国本土市场优势,通过建立新的贸易壁垒,重建其制造业体系,捍卫美元资本寡头集团的利益根据地,并伺机反击。

当然,这种真实目标是不能明说的──由于这个弯子转得实在太大,与以前为“进攻”服务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而即便他们说了,公众也无法接受。因此,在美国仍表面存在的民主竞选制度下,他们只能诉诸“从中国等国手中夺回就业岗位”之类的“民粹主义”旗号。特朗普也因此应运而生,他以“鲁莽黑马”的姿态竞选成功,似乎是一个巧合,但他却非常符合犹太-盎格鲁·萨克逊资本寡头集团的需求。

以“复兴美国制造业”支持虚拟金融业、保卫美元寡头为主要目标,特朗普的竞选纲领非常符合这个战略需要。特朗普准备的一套组合拳是:1.国内对企业大规模减税,企业税从35%降低到15%;2.将海外资本和企业利润回流的税率由35%降到15%,以鼓励美国跨国公司资本回国重建制造业。3.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增收15%~45%的关税。此外,他废止了TPP,甚至恐吓要退出WTO,都主要是针对中国“世界工厂”,遏制其竞争力。

当特朗普提出要废弃TPP时,中国有舆论一度欢欣鼓舞──中国是最大赢家,中国可以迎来主导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其实,这个逻辑并不成立,因为在一个贸易区中,供给和需求必须平衡,且主要是需求拉动。奥巴马政府提出的TPP计划,是以美国的需求与墨西哥、日本、韩国、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供给相平衡,以取代中国供给。而倘若中国与这些同属供给方的国家组成贸易区,且日本也肯定抵制,就必然缺乏强有力的需求方,这个RCEP即便组织起来,也很难起到使美国在亚太经济边缘化的效果。

其实,与奥巴马试图通过TPP间接遏制中国“世界工厂”相比,特朗普更直接粗暴,一步到位──美国的市场和工作岗位是美国的,不论是中国,还是墨西哥、越南……美国都不给,不仅肉要自己独吞,骨头和汤也不留给别的国家。

特朗普当然想说到做到,为此,他已经准备了鹰派财经内阁:这包括曾担任高盛高级合伙人的史蒂芬•姆钦(Steven Mnuchin)被认命为财政部长,他称如果美国需要认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那么财政部会做出相应的措施──这可以成为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借口。78岁的亿万富翁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被认命为商务部长,《福布斯》杂志估计他的财富约29亿美元,他被称作“破产之王”,在罗斯柴尔德集团从事破产重组业务达2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利益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他本人最主要的投资都在一系列传统产业领域:钢铁、纺织等。这使得他无论服从特朗普的旨意,还是基于个人家族利益,他毫无疑问会竭力阻击中国商品进口,为美国制造让出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则由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Lighthizer)担任,他曾在20世纪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中任职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由于他当年在钢铁贸易谈判中,以强硬姿态见称,曾迫使日本政府限制钢铁对美出口,因此被称为“钢铁老兵”。

在过去16年间,美国钢铁行业因大量从中国及其他国家廉价进口钢材而引发16起案件,寻求商务部以贸易保护手段来打击对手。2016年5月,美国更是决定对自中国进口的冷轧扁钢征收522%的惩罚性关税,当时美方的操作者正是罗斯领导的团队。这个班底既可以通过WTO框架挑战中国的贸易手段,也可以通过美国政府下设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更多的中国产品提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申诉。

特朗普为“复兴美国制造”而正在拉开的资本、贸易战,将会对中国制造形成较为有力的竞争。因为美国对于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投资利润方面,已经在大多数产业形成了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包括日本软银的孙正义、富士康等很多企业,也包括日本政府等已经承诺在美国本土大规模投资。

其实,在传统产业领域,中国制造已经不具备对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2016年8月初,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称,假定美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为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是96,即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双方差距已经极大缩小,而2018年美国制造业综合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这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土地价格上涨等因素,也是因为美国土地、能源价格低廉(土地几乎免费,电价约是中国一半,天然气价约是中国1/5)、税收优惠,更主要是机器人革命使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最大优势不再明显。

美国制造会威胁中国制造,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已有先知先觉者由此获益。比如世界汽车玻璃制造龙头企业福耀玻璃在过去数年中已在美国建了5家工厂,当地产量已占有了美国市场大约20%的份额。2016年3月,它宣布将再增加2亿美元投资,争取将市场份额扩大到45%。福耀玻璃老板曹德旺2016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称,现在福耀美国工厂的利润率要比中国工厂高20%。而以前福耀玻璃是美国最大的进口玻璃供应商。接踵而至的是中国瓷砖业龙头企业唯美集团(生产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马可波罗”牌瓷砖)已经在美国田纳西州投资了1.5亿美元,于2016年年底正式投产。同时,意大利和美国的两家瓷砖企业也扎堆田纳西州。估计到2020年,美国制造瓷砖将能够自给自足,其后将能够出口。而此前,中国制造瓷砖是美国市场的最大进口来源。

从商人通过合法方式谋取正当利益的立场,福耀玻璃与唯美集团等无可厚非,他们的行动也早于特朗普的战略实施,但其客观效果将减少中国出口,降低中国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与玻璃和瓷砖这些相对短的产业链、相对小的产业集群相比,手机的产业链就长的多,集群复杂的多,其装配对工人的要求比较高。有报道称,如果苹果手机在美国生产,成本要增加一倍。中国以深圳、东莞为核心的全球最大手机产业集群是过去10多年才逐渐形成,美国要想复制,没有5年的时间很难想象,而且美国不可能有这么多熟练的技术工人,除非手机也能像汽车和玻璃那样,主要由机器人来生产。

坦率地说,美国要想重建制造业并不容易,其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竞争力核心,其产值占到GDP的约40%。其后随着华尔街的崛起,金融业抬高了美国整体工资水平,制造业逐渐向外转移,其产值占GDP的比例最低下降到11%左右,奥巴马实施“再工业化”数年,卸任时也才回升到12%~13%左右。

美国重建制造业有两个重大障碍:第一,劳动力质量堪忧,虽然白人、黄色人种渴望工作,但是其它有色人种大多对工作并非那么热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上肥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很多人搬动自己的身体都感到吃力,怎么能成为一个精干高效的劳工?第二,特朗普在竞选中称,要放开华尔街的混业经营,允许其自营,这意味着在金融危机后,被奥巴马政府遏制的华尔街特权又回来了,华尔街难免恢复高薪,并冲击美国制造业高端人才建设,再加上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政策,这将使美国高科技创新后继乏力。何况美国工程师本来就不可能像中国华为工程师那样拼命奋斗。

因此,美国仅凭常规手段重建制造业,那并不能对中国制造形成压倒性优势。即便美国对中国进口征收高惩罚性关税,而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报复,不仅对美国进口征收同样高的关税,更可以对在中国国内的美国公司征收同样高的惩罚税,即美国可以将中国进口商品赶出美国,但中国可以将美国商品赶出中国──这样就像夫妻离婚彻底分割财产一样,中国固然遭受重创,但美国也会很难受。更何况,美国总统在贸易战方面的权力很小,更多由国会主导,受美国诸多国内法限制。

因而,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特朗普举大棒,罗斯伸橄榄枝,令中国谈判官员无所适从,他们不仅能按照自己需要的节奏把中国进口商品逐渐赶出去了,同时仍使美国进口商品在中国畅通无阻,甚至美国企业在华仍然继续享受更多特权。即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所说的“对美国最有利的贸易关系,而不是愚蠢的贸易。”

即美国谈判团队有可能利用中国人爱面子,对于美国市场过于依赖的心理──生怕“中美夫妻”离婚──而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把中国的里子都给掏光了。如果中国政府的经济团队采取强硬策略,以硬对硬,以眼还眼,反而特朗普会很难办。

特朗普新政成功须以中国金融危机为踏板

即便特朗普“复兴美国制造”能够成功,但那也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新政”必然成功──美国重返伟大。原因很简单,“特朗普新政”在财政上不具备可持续性,它是无法形成良性循环的。

特朗普新政面对的第一个不可持续悖论是──财政的不可持续。特朗普对国内大规模减税,特别是企业税由35%下降到15%,会使美国财政收入明显减少。与此同时,他的大规模基建计划,必然会增加政府开支,虽然他希望这些投资是由市场力量来操作,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很少会有企业愿意从事这种长期大规模基建投资,而要收回投资,比如要收取过路费──这在中国地方政府权力模式下很容易做到──在美国却是难以想象。因此,最后这些投资难免还是落在美国政府头上。

即特朗普新政将立即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但是财政收入的增项却是滞后的,那要等到美国制造业全面复兴,税源增加,财政才可能增收。但在美国GDP总体增速有限的情况下,指望税源大幅增加弥补亏空,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据美国税收研究中心测算(Tax PolicyCenter):如果特朗普如愿以偿,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收入将减少9.5万亿美元,而债务将增加11.2万亿美元,届时国债与GDP的比值将由2016年年初的约115%增加到2026年的153%(注15)。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果真兑现其竞选承诺,即便美国再工业化实施的比较顺利,在1~2年后,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又会卷土重来。

   

特朗普新政面临的第二个不可持续,或者说是悖论是──他一方面要复兴美国制造业,但同时,他又要给华尔街松绑。特朗普已经签署命令,开始审查并准备修改《多德— 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 financial reform act),该法案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出台的加强金融监管政策之一,以保证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和流动性。特朗普放松金融管制意味着华尔街又可以利用特权而获得超级暴利,这又会使华尔街收入大增,工资待遇上升,进而再度拉大与制造业工程师的收入差距,从而使第一流的人才仍然流往华尔街。这将使美国制造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缺乏动力,很难保持在制造业的持续竞争力。

特朗普新政的第三个难以持续的“悖论”是,他想限制包括穆斯林在内的移民,以保护美国国内的就业,特朗普甚至曾表示美国应取消针对高级专业技能工人的H-1B签证,而这是目前硅谷企业获得外国高级人才的最主要渠道。但问题是,由于美国本土一流人才被华尔街的高收入所吸引,因此,过去30多年来,美国的技术创新(比如硅谷)越来越依赖于移民中的聪明青年,尤其是来自于印度和中国的年青人成为硅谷持续创新活力的重要支撑。同时,互联网必定是拥抱全球化的,而特朗普的“筑墙”思维无疑会增加其它国家的敌意乃至报复,这将使硅谷企业失去更多的国际市场。因此,尽管特朗普屡次施压,硅谷的企业领袖们仍然态度明确的反对“特朗普移民新政”,这包括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等。简言之,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虽然对于美国传统蓝领就业有利,但会损害美国的高科技创新能力。而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原有的技术优势正被中国民族企业快速追赶。

换言之,如果特朗普仅采用常规的资本贸易竞争手段,即通过正常的经济金融竞争,他是很难实现“复兴美国制造”,更不可能使“美国重返伟大”。除非美国得以成功实施非常规特殊手段,就像1999年春通过科索沃战争打击“欧元”一样。

目前,特朗普能够实施的“特殊手段”无非是两个:一是美国、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甚至封锁波斯湾,引发中东石油危机,连带粮食危机爆发,引爆中国、欧盟的金融危机,使巨额资本流出中国、欧洲而流入美国,以牺牲中国、欧盟为踏板,帮助美国渡此难关;二是引爆朝鲜半岛危机、台海危机或中日战争,冲击中国以引发金融危机。

在这两个“特殊手段”中,“引爆朝鲜半岛危机或台海危机”对美国短期有效但长期战略不利,因为中国解放军军备与战斗力突飞猛进,美军在台海战争中已经没有胜算。而一旦中国收复台湾,则美国军事和货币霸权将受到根本重创。而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朝鲜拥有核武器,朝鲜民族整体将遭受毁灭性灾难。更决定性的是,朝鲜半岛一旦开战,将以陆军为主,美国陆军在过去十多年中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游击战中,不仅对于大规模陆地攻坚战生疏了,更尴尬的是,陆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连基地组织都摆不平,更遑论在中国边上的朝鲜。当年朝鲜战争中,美军在拥有绝对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对装备十分低劣的志愿军都无法取胜,更不必说现在面对总体装备实力已经不在美军之下的解放军。即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台海战争,虽然短期或许对中国经济有冲击,但其结果都将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利好,却是美军和美元的噩耗。

相形之下,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则是更现实有利的选择。因为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资本战──无论是降低资本回境税、降低企业营业税、增加中国商品进口关税,表面上是为了扶持美国制造业复兴,实质是酝酿中国制造业生存危机,迫使资本(特别是外资)大规模流出中国流入美国,从而最终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不够支付资本外流(截止2017年1月底,中国外储已经由最高峰的3.99万亿美元降低到2.99亿美元),最终导致人民币大幅贬值,形成严重的输入性通胀,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在中美常态的金融经济竞争中,虽然在2017年内,由于特朗普的减税效应,在华资本会继续外流,但是中国可以采取资本管制减少资本外流,通过人民币主动贬值减少资本外流的动力。鉴于特朗普新政在2018年后财政困扰就将显现,全球资本对美国的信心又会下降,而重新分流各国,因此,特朗普政府难以达到使中国外储枯竭、诱发金融危机的目的。

但是,中国经济有一个明显的“软肋”,那就是石油等原材料商品对外依赖性严重,201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高达65%、铁、铜、铝等矿石的对外依赖度分别高达85%、75%和60%。此外2015年中国粮食对外依赖度也达到了15.6%,其中蛋白质对外依赖度约43%,食用油对外依赖度高达68%(注16)。这其中,石油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弱点,不仅对外依赖度在2016年底已经达到了65%,且中东石油进口占比高达近50%。尽管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关键问题,并在2015年年初下令尽快增加石油战略储备,使石油储备已经由2014年的约22.7天增加到2016年年底约50天。但相比于美国,石油供给仍然是中国的最大弱点。

即相对欧盟、中国、日本、印度等主要经济体,能源供应安全已经成为美国竞争力的强项。假如波斯湾因为中东战争而被封锁,按2016年底各国能源状况测算,美国正常石油供应的天数将达到2400余天,将远超过其它主要经济体,如欧盟的217天、日本的183天、中国的154天。最悲惨的将是印度,15天以后就没有原油可用了。而全球非产油国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石油战略储备均远低于90天的储备标准,经济也都会遭遇严重冲击。

这显然对特朗普政府有极大的诱惑。因为打击伊朗,引爆严重石油危机,美国可获得“一石三鸟”的收益:1.保护以色列犹太人;2.摧毁伊斯兰复兴的最后核心;3.石油危机会严重冲击中国和欧洲经济。而让回流的美元支持强势美元和美国阶段性复兴。当然,这符合美国犹太人政治集团的基本利益,更会使石油军火寡头集团获得超级暴利。特朗普是很难拒绝这一诱惑的,或者说特朗普决意废除伊朗核协议,并准备军事打击伊朗,引爆石油危机,这是犹太和石油军火寡头势力支持特朗普当选的前提条件之一。

但问题是,美国如今在中东地区已经失去了部分主导权,特朗普要想在可以承受损失的范围内,成功地摧毁伊朗核潜力和主要军事实力,关键要看普京答不答应(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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