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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中):中国再平衡关键是改革昂贵政府低效投资[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7-11-24 20:53: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题图:千军万马拼命要挤上公务员的“独木桥”,中国的可持续平衡发展必须要解决全能庞大政府低效投资的痼疾。
与美国再平衡的难度相比,中国社会再平衡的难度并不亚于美国的挑战。中国经济、社会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官僚体系十分庞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五大班子,每个班子又有很多部门,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层层复制,不断超编,中国财政供养的人群之庞大可谓亘古未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政府机关人员1328万,事业单位人员2618万,财政供养人员合计为394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97%,比值为1׃34。而《经济参考报》2015年9月17日发布一篇标题为《四项经济改革亟须推进》(注4)的文章,该文中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提供的资料是:财政部201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估计准财政供养人员总人数超过1000万。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6400万,与总人口的比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21。这么庞大的财政供养人群,不仅其自身常规性开支已经是天量,更严重的是,政府投资不断加码扩张,使得政府发行了巨额债券,而政府投资效率又十分低下,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黑洞,侵吞社会和国民财富。
就当今中国宏观管理成本与国民实际收入之比,即国民的政府负担承受力(简称国民承受力)而言,它不仅已经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也远高于当今世界所有大国。
就以当今西方国家中政府成本最高的美国来比较,从广义财政收入项来看,美国是西方国家中综合赋税最高的之一,其中央、地方、国债、地方政府债在2015年合计为8.3148万亿美元,占比GDP(2015年18.04万亿美元)为46.09%;而中国政府(含中央、地方)的一般收入、以土地财政为主的政府基金、社保缴款、国资经营收入、国债、地方政府债和政策债等广义财政收入合计为32.8922万亿元,占比GDP(2015年67.67万亿元人民币)为48.6%。即从广义财政/GDP来看,中国政府负担似乎比美国仅是略高。然而,如果换个角度,以广义财政总收入/居民总收入(政府财政收入的国民负担程度)来看,则美国占比国人可支配总收入(13.5198万亿美元)为61.5%,而中国占比国人可支配总收入(30.0934万亿元人民币)是109.3%。即从收入项来比较,中国居民的政府负担是美国的1.77倍;
而如果从财政支出项来看,2015年度美国政府(含联邦与地方)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社会保障与福利等支出合计为4.608万亿美元,占政府财政总支出(6.5942万亿美元)的比例为69.87%%;而中国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支出合计为9.6258万亿元人民币,只占政府财政总支出(21.4995万亿元人民币)的44.78%,这其中还包括中国相关领域的财政供养公务员、离退休干部的开支等。即从财政支出返还给国民福利角度(同等统计口径,支出遗漏项除外),中国国民的政府负担是美国的1.56倍。如果综合考虑国民财政收入负担和财政支出返还社会福利力度,中国政府成本是美国政府的2.76倍(注5)。
由于中国政府成本十分昂贵,并在过去多年来越来越昂贵,它必然不断挤压国民承受力的底线。而这集中体现在了两个现象上:一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近53%下降到了当今35%上下,这个比例是在当今全球大国中是最低的。即政府开支和投资极大地切走了居民消费的份额。二是由于政府效率低下的大规模投资,使得流动性黑洞现象不断放大,当民间财富被挤压近极限后,则不得不直接印刷大量钞票来维持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由于民间财富被挤压,消费萎缩,实业无法容纳这些流动性,因此就会涌入投资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与此同时,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土地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但供地越来越少,不断推动新入市土地价格高于房价,即“面粉价”高于“面包价”,这就从货币端和供给端双重推动房价不断上涨,以至于当今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在绝对价格上全球领先。与此同时,中国人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房价上涨。即现在中国房价的绝对价格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1/10。这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市区平均房价已经达到约1万美元/平方米──这使拥有多套房的家庭成为“城市地主”更容易坐享其成而失去了进取心,而那些没有自住房的外来青年则必然望洋兴叹。简言之,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未来创造力正在枯竭。
换言之,中国内需低迷、房地产泡沫惊人,就本质而言是政府宏观管理成本过高、投资效率太低所导致,它是由权贵官僚既得利益扩张所推动的。中国要解决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首先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痼疾。
从解决方法上而言,策略无非是三类:1.对整个官僚体系进行分化瓦解;或者在操作中逐次改革;或者使官员普遍产生“原罪感”──比如实施官员财产公开,使其不能结为铁板一块对抗改革。2.鉴于中国当今移动互联+高铁+高速公路可使得管理效率极大提高、管理半径大大扩展,可将原本中央、省、市、县、乡的“五级”政府压缩为“四级”,比如取消“市级政府”;3.根据“葫芦型社会”构想,在政权上层,中央、省级可以采取由“新圣王”和社会精英自上而下地示范管控;而在政权下层的鞭长莫及之处,则采取符合人性自私相互制衡原则的民主选举制度──乡、县两级人大代表民主直选;乡长、县长由人代会直接竞选产生;政府的编制、职能、费用由人代会来决定,政府官员要向人代会负责。如此,则可以使县乡政府由“全能管制老爷型”转向“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如此一来,政府人员和费用将被极大地压缩,而投资功能也将被极大地抑制,民间的高效投资将被激活。倘若上述改革思路得以落实,则中国政府总成本将至少挤压掉一半。由此社会活力和民间创新力将得到极大复苏萌发。
然而,这些较为理想的改革举措由谁来领导执行?改革力量如何能对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如果指望“新圣王”以一己之力推动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那是不现实的。或许唯一能够形成足够改革动力的是──中国遭遇一场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汇率、股市、楼市崩溃、地方财政破产、旧的发展模式和利益结构崩溃,这时候,“新圣王”领导愿意挺身而出的社会精英,再来推动真正改革,那就不再是与整个官僚既得利益体系对抗为敌,而是来拯救国家政治体系,避免国家四分五裂,国人生灵涂炭。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特朗普真有能力引爆中国的金融经济危机,那反而是对中国真正改革一次有力推动。
扩大内需、重建生态需要人民币危机倒逼
中国高消耗发展模式难以避免崩溃结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均资源最为匮乏的国家之一,但却出口了全世界最多的物质商品,由此不仅造成了内部资源快速枯竭,而且不得不进口巨量大宗商品原材料,这种原材料和商品“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模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和生态灾难。这是绝对不可能持续的,是必须改变的!
中国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三位,但由于人口高达13.7亿人,人均各种自然资源大多数少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人均耕地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40%、淡水和森林资源仅为27%和26%,铁矿石为44.6%,石油天然气更是只有9%。在这种资源禀赋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实施低资源消耗、高资源利用率的发展模式,要向德国、日本学习。但恰恰相反,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模仿美国,走了一条高资源消耗、低资源使用效率的道路──“世界工厂”模式。
         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署、世界粮食与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人口署(2010)。
“世界工厂”的基本模式是从国外进口大量原材料,利用中国亿万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原材料和几乎无成本的环境资源,为欧美国家生产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由此换得“劣质美元”(只能购买美国国债和虚拟金融品,很难购买美国的公司股权和矿产资源),再去购买美国国债等虚拟金融品。而美国人却以印刷虚拟出来的美元和国债等,去中国购买优质公司股权,在投资市场获得投机暴利……简言之,这个模式就是依赖中国廉价劳动和资源,跨国公司不仅能够对冲掉全球体系的昂贵物流和管理成本,反而可以获得比美国本土更高的利润。其本质是牺牲中国亿万劳工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特别是造成了上亿中国农民工在几乎毫无劳动社会保障情况下被耗尽体能健康,而后被无情抛弃;同时由于上亿农民工进城打工,造成了两代上亿留守儿童长期远离父母的人道灾难。
“世界工厂”模式还造成了中国非常严重的环境灾难。由于大量进口原材料,中国加工后再出口欧美,其重工业规模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水平,中国粗钢产量在2014年达到了8.2亿吨,是美国历史高峰1.3亿吨的6倍以上。2014年水泥产量更是接近全球的近60%。其它如铜冶炼、石油化工等规模均在全球各国中遥遥领先。在中国原本人均环境资源非常匮乏的情况下,这已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诚然,这种严重的环境灾难,除了“世界工厂”的原因外,也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和城市化、中国人追随美国式的高消耗生活方式有关。
更糟糕的是,中国一方面花费宝贵外汇进口的巨量大宗商品和资源,牺牲国民健康,造成环境灾难,向西方供养巨量的价廉物美商品和外储资金的同时,中国对于资源浪费十分惊人。其集中表现在了垃圾治理方面。在这方面世界最先进的德国、日本等国采取了严格科学的垃圾分类管理,使得大部分垃圾都可以回收利用,由废变宝,形成物质的高效循环利用,且把环境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次一级管理水平的国家主要采取垃圾焚烧发电的处理方法,物质的重复利用率会低很多,但环境污染较小;最差的就是中国,采取了完全自由放任的模式,中国从中央到基层政府,几乎没有官员重视垃圾处理,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有效实施了垃圾分类管理和回收利用,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为了偷懒方便,往往将各种垃圾系在塑料袋中,随手扔进垃圾箱,由于塑料很难降解,各种垃圾在其中相互腐蚀化学反应,就造成了天量的“生态炸弹”遗祸上百年。目前,中国城市对于垃圾处理仍然以填埋这种生态炸弹为主,已经造成了“垃圾围城”的恶果,再不改变,必然要“垃圾围国”了。
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目前仍未改变对GDP的刚性目标,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仍未根本改变,这种“世界工厂”模式以及其造成的社会、生态双重灾难以减缓,更难以逆转。唯一打破它的可能是──中国遭遇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外汇储备枯竭、人民币暴贬,买不起国际大宗商品原材料了。这时候,中国“外向型经济”自然走到山穷水尽、“世界工厂”模式自然解体。中国人将不得不提高有限、宝贵资源的利用率,“垃圾分类管理”将不得不实施,中国人餐桌上的浪费必然迎刃而解──因为中国人再也浪费不起任何物质资源了。此外,“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终结,则中国经济必然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创造的主要财富将被中国人自己享用,中国人辛劳的程度反而会下降,社会总体幸福指数反而能提高。当然这个过程将是相当痛苦的,很多人不能适应而会身心崩溃掉。
诚然,这种倒逼式的痛苦改革、重新再平衡,需要在能够保持政权的基本稳定前提下,由“新圣王”强有力领导之下才能实现。如果缺乏这个前提,那么经济危机和战争灾难就将演变为社会动荡和人道灾难,很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
社会保障改革:天赋财富理应全民共享
   
中国要通过变革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资源基本自给;重建独立自强、以内需为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模式,并不是一场大危机就必然导向这个目标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强力领导者,有社会推动力,有思路可实施,能够打破旧的既得利益格局。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要能重新平衡官方和民间、国内与国外的利益关系,使之更加公正合理。
在官方和民间利益重新合理化平衡中,一方面政府职能要由“全能管制投资型政府”向“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方向完成根本转变,公务员人数和岗位大幅消减,投资功能大幅收缩,从而使得政府开支和投资大幅下降,降低民间负担,激发民间投资创造活力。另一方面,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也需要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实现基本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全覆盖──不能出现有人饿死、累死、痛死等击穿社会人道底线的现象。
若要确保社会基本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像现在中国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欠账越来越多,就必须找到财政收入可持续充足的来源。这除了常规的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之外,一个重要而合理的来源是──天赋资源的主要收入应该全民共享──这是中国公民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益:“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注6)。
即从宪法和法律的立场,天赋资源──包括土地、矿产、淡水、森林等资源原本属于全民所有,因此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须的资源──比如宅地、水等,应该以成本价获得,超出一般基本需求而作为奢华生活的部分,应当征受资源多占税,可采取阶梯式征税方式,这才是符合宪法精神,是公正合理的。但是,以当今中国的住宅地的天赋资源财富分配规则而言,土地的天赋权力被地方政府获得,地方政府以土地招拍挂的方式,在土地成本价的基础上,再加上政府土地财政的收入、房地产商利润、银行利润和炒房者的暴利,以远高于成本价的价格,卖给原本就是这些土地的主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即原本属于人民自己的天赋权益被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银行和炒房者瓜分,这使得房地产成为侵吞社会公众财富的“最大黑洞”,成为吸耗中国社会民间创造活力的最大渊薮,也成为瓦解执政者社会基础的最大祸首。
中国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将土地作为基本生活资源的天赋权力归还给人民,废除现在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比如在国民每个人基本需求限额内,其所需土地按照成本价计价,每年缴纳一定比例的房地产税作为政府管理成本。对超出基本需求的部分,征收资源多占税,采取阶梯晋级税制,所获收入主要纳入社保体系,成为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来源。类似的方法也可用在水资源等天赋资源上,这不仅使得天赋财富得以合理公正地分配,使得社会保障资金得到了持续充实,它更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楼市“超级泡沫”、“超级黑洞”的痼疾,将极大地解放内需,成为中国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最重要动力。
当今中国矿产资源的畸形利益格局与土地类似──现在矿产资源主要是地方政府控制,而不少地方以市场化为借口,权力官员将这些全民所有的天赋矿产资源廉价地卖给了私人老板,乃至外商。即地方政府和私人老板实际成为这些天赋财富的主人,他们不仅直接出卖资源获得巨大利益,更推动公司上市获得超级暴利!而这些财富要么落入了特权官员、老板的口袋,要么被地方政府花费、投资浪费掉了,甚至被转移到海外,国家人民最后不仅毫无所得,反而要承受高价格、蒙受资本市场投资损失!
因此,矿产──这种天赋资源必须重新合理再分配。它应该被分解为三个角色:1.天赋资源的所有者──全民,他们应该是这些资源的主要受益人。它的权益不应该由国家这个虚幻而无法落地的角色来代持,而应该由社保基金代持;而社保基金也不应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虚名,这些利益应该能够落实到每个公民的社保卡当中。即社保基金获得矿产资源而来的财富,应当能够直接细化分解到每个公民的账户中。至于这种天赋资源所有者利益的具体实现方式,可考虑资源税的方式,也可实施占有股权的方式;2.开采经营者,在科学合理对资源进行评估后,开采经营者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获得开采经营权,并通过市场经营获得自己应得的商业收益。3政府监督管理者,可以按照税收的方式,获得政府执行监督管理的必要成本。
倘若如此,中国将可以向重建公平正义的“新社会主义”迈进一大步。它一方面将极大地降低了国民的负担,另一方面社保基金将得到稳定可持续的补充,能够稳定健康运行,将大大降低国民对未来的恐惧危机感,将转化释放为大量内需。中国有了充沛而稳定的内需,又何必牺牲国民健康、制造环境灾难,死气白咧地给美国和西方人服苦役呢?!
当然,天赋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其前提是能够打破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完成政府体制改革,使政府的消费和投资被相当大程度地遏制!否则,这个大蛋糕还不够政府和权贵满足其庞大胃口的,那样,再合理公正的改革目标都会沦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清晰界定政府社会保障与市场竞争的边界
中国公正合理的经济规则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个最基础性的界定是──如何清晰地界定政府社会公共职能与市场竞争的边界,其实上文关于政府体制改革、天赋资源合理分配的思路也是属于这一课题,由于它们在实践程序上有优先性,故而先进行了分析建议。实际上,政府公共职能与市场竞争边际的界定,是一个非常广泛而复杂的课题。
如果想公正、合理、清晰地界定好政府公共职能与市场竞争的边界,而不是模糊不清,让特权浑水摸鱼,霸占有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竞争优势,双重剥夺社会公众的合理权益。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有限责任服务性政府”的基本职能。笔者认为,这个职能主要有如下几条。
1.做市场竞争者不会做、也没有能力做的社会保障和国家安全保障。一类是基本社会保障,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等,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保障中除了教育外,其它标准都应该是低的,不能助长懒人投机者的好逸恶劳。一类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军队、确保社会治安安全的司法警察系统等;
2.做市场竞争者不愿做的,主要是那种投资巨大、周期长,但对于人类科学发展或者社会进步意义重大的课题研究,比如氢核聚变、量子计算机等(诚然,核心科学家也应该获得部分股权,以鼓励肯定其贡献)。其成果应由国家和人民共享。
3.做市场竞争者无权协调,对于国家社会进步必须的公共工程,比如说水利工程、污染治理工程。诚然,这第2和第3类在具体操作中可以由国家主导,引入股权安排、市场机制等措施激励具体操作人的创造力,引入专业第三方的监督来确保工程质量和资金合理使用。
4.确保市场竞争公正、统一、透明,遏制市场垄断。由国家、政府、司法的强大力量,限制操纵、欺诈、强迫交易等种种不正当竞争手段,有力遏制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垄断寡头,使《反垄断法》更加明确,具有可操作性──比如任何同行业中,任何单个企业不得超过50%的市场占有率,行业前3强的合计市场份额不得超过80%,否则政府可以对其强制拆分,或者对于超过垄断警戒线以上的征收高额垄断税。
这其中,最难以界定和执行的是社会公共保障领域,特别是在医疗体系中如何界定基本公共医疗保障与市场竞争活力的关系,同时还要能确保基本公共医疗的高效与尽责。对此,本人在2008年12月18日撰写了《探索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与市场经济透明规范的有机结合来自民间的第十二套医改建议方案》一文(注7),提出了边界清晰、操作简单,同时能够激发公共医疗和市场活力的解决方案,现部分引用如下:  
“(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与公共医疗保障的关系上,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将市场能够解决的医疗问题交给市场,市场没有条件和动力解决的由公共医疗系统承担。
在具体实施中,严格划分私人民间力量办医和政府公办医院的界限。放开社会资本投资办医,经一定门槛标准核准后,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资本,包括内资、外资;个人资本和企业资本办医院,增加医疗供给;鼓励充分的医疗市场竞争,实行严格的私立医院追惩制,确定医疗事故发生率的红黄牌标准和制度,即对不称职医疗机构实施“驱逐制”。私立医院必须缴纳税收;无权获得公费医疗资源,即禁止国家公务员及社会保障资金在私立医院花钱治疗;私立医院拥有药品和医疗服务定价等经营自主权,不纳入政府主导的集体采购,若私立医院委托政府部门集体采购,须向集体采购部门缴纳相应服务费;私立医院拥有经营管理自主权,包括用人权;在私立医院无过错情况下,政府不得干涉私立医院独立经营管理和人事权。
对于公立医院系统,在同一城市或地区,应设立2家或以上公立普通医院,硬件由政府统一供给同一标准设备;同一城市或地区只设一家或少量身体检查中心,该中心的检查结果适用于各家公立医院;在省会及以上城市和特大型城市,可设立一至数家中心医院和专科医院,中心医院和专科医院的主要职能有三个:1.为公立医疗系统轮训医护人员,成为区域和全国性医疗培训中心;2.成为临床科研中心,与医科大学合作,进行前沿医学研究;3.作为疑难杂症治疗中心。原则上,中心医院不直接收治普通病人,经公立普通医院确认无力救治者可转院至中心医院救治。
    对全国的公立医院,其医护人员同职级的基本工资和岗位津贴一律相同,负有培训与科研责任的另行制定岗位补贴标准;不同地区之间医护人员可以有生活成本的补差,补差部分由地方财政负责;严禁医生收入与药品提成之间产生关系,相应提高医护人员的治疗服务费用标准,实现医护人员收入公开透明化;公立医院一律免税;其药品采购由政府部门统一公开集体招标采购,采购过程全透明,对社会公开;政府公务员和社保资金只能用于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医生离职到私立医院就业,须按有关标准向公立医院系统交纳培训费。
(三)公共投入补供方还是补需方的关系
明确划定补供方和补需方的边界,对于公立医院统一标准的基本硬件、基本工资,由政府财政或社保基金中的专项医疗基金支付;与此同时,明确公民个人的医保费用,须直接划拨至个人名下,公民个人有权根据不同公立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选择就医,由社保基金拨付的公民医疗保障金不分地域,不分城乡,不分民族,不分就业失业,实行统一标准。
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可能存在的最大弊端是──医院“大锅饭”、缺乏主动自觉地为患者提供更好服务的动力。因而,必须采取公民医保费用直接补需方的办法,将医保费用直接拨到每个公民的社保卡(其技术前提是公民实现一体化的社保卡)中。公民个人有权在本地各公立医院中选择就医;公立医院的日常运转资金主要来源于自身服务收费;医护人员的奖金也来源于自身服务收费,并贯彻优质高价、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的原则,这将鼓励公立医院间的相互竞争,倒逼促使公立医院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公立医院也可为社会非医保资金人士服务,获得市场价格回报。”
总之,这个方案一方面遏制了政府管理部门在私营盈利性医疗机构无过错的情况下向其伸手干预的弊端,即遏制了官僚特权;同时也遏制了私营盈利性医疗试图以市场高价获取基本医保的资源,即遏制了私企投机。同时,通过设立多家公立医院,鼓励相互竞争;将基础医保资金直接补贴入个人账户,由被保障人自主选择医院、选择医生就医,有利于激活公共医疗体系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倘若如此,公共保障医疗与市场竞争医疗将各归其位,各司其责,发挥出各自的积极性,实现功能互补──高收入者可自费获得市场高标准高价医疗,低收入者可以获得负责任的公共基础医疗。从而使社会医疗资源有条不紊地获得最大效率的使用。
公平货币与金融中下层全面对民间开放
对中国国人来说,居高不下的社会成本除了政府宏观管理与房地产外,第三个高昂成本是货币金融。它也是不合理不公正的重要源头之一,它与造成政府高成本和楼价超高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它也是中国重建社会公平正义、迈向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模式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的货币金融高昂成本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政府印刷货币的权力不受制约,当政府出现严重财政赤字,或者大规模低效投资造成财富黑洞后,就无法抵制印钞的诱惑,中国也缺乏法律制度来遏制这种印钞,结果钞票越印越多,其大多以政府发债的方式被政府和特权阶层享用了。实际上,印钞把国民和民间财富稀释了,成为一种变相的沉重税赋。
2.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是国有官营的,其效率低下,代理人风险大。由于政府、特权者和国企对金融机构有各种直接间接的权力,因此,他们能以平价或者优惠利率获得大量贷款,而相应极大地抬高了民间获取资金的门槛成本。当今中国,特权企业很容易获得3%左右的低利率,而私营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商业银行正规的低息贷款,而通过民间借贷利率常年在30%甚至更高,在当今内需萎缩、出口被人民币升值严重挤压的情况下,再加上民间高利贷导致了民营中小企业在2013年以后大面积地倒闭关门。由于特权低利率与民间高利率的利差很大,这不仅严重地扭曲了金融经济秩序,使得特权企业可以通过特权贷款的转让获得寻租利益,并形成“利率黑市”。由于民间借贷利率很高,越来越多地超过了中小民营实体和创新企业的毛利,大量实业不得不倒闭关门,这又必然导致这些资金“脱实向虚”,进入金融市场和楼市炒作,助推投机收益,使实业更为冷落下来。
3.中国以官办垄断为主的股市和其它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是服从服务于特权利益的,因此其公平正义的法制基础薄弱,甚至畸形扭曲,由此市场庄家与上市公司高管联手炒作获取暴利,已经成为常态;在IPO、发债或者发行其它金融品时,往往以权力确定优先次序。这使得特权者往往在企业IPO前抢先廉价入股,推动企业上市后,获得20~30倍甚至更高的市盈率溢价后,抛出股票获得暴利。这就使本应以支持技术创新、奖励财富创造为天赋职能的股市,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变现权力、崇拜特权的“权力黑市”。
针对上述中国货币和金融的三个痼疾,要想货币金融领域回归公平正义,成就中国低成本高效率发展新模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可持续进步的扎实基础,就需要进行如下的真正改革。
1.在货币制度上实施“商品本位”或者“金本位”。其道理很简单,只有能够给人们带来真实使用价值的商品才是真正的财富。而只有实施了“金本位”或“商品本位”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政府滥发货币,遏制政府扩张利益侵吞社会公众的合理利益。
2.打破金融体系以国有官办为主的现状,除了主要商业银行和行业龙头机构要国有控股,从而保留金融调控的能力外。一般金融机构,或者说金融业的中下层,在严格制度监管的前提下,对于中国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在中国与外国金融资本对等开放的前提下,也可以对外资对等开放。从而利用民间私营企业主的责任心和管理能力,大大提高金融业的服务效率。诚然,开放一般金融机构,或者将金融中下层全面开放,必须要有一套严格的监管制度,且有一个专业、优秀、责任心强的监管队伍,这就需要同时大幅提高金融监管官员的待遇。
3.要打破股票等金融市场国有官办、市场资源权力审批的局面。每种金融市场都应该组建3~5家进行竞争,允许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联合组建证券等市场,由此激发市场活力,使资本竞争流向真正能创造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领域。当然,这里面必须要有制度配套,要严格限制市场主办者利用新特权获取暴利或资金,使市场沦为自家控股公司的小金库。即要建立其作为金融市场平台投资者与该公司其他业务的“隔离防火墙”。
4、金融市场要实行“举证责任在辩方”和“集体诉讼”等公平正义的基石制度,从而调动最广泛的投资者和专业人士来监督上市公司内部人,遏制市场操纵。各金融市场可以制定各自的上市标准(金融品发行标准),但是标准必须是统一、公开、透明的,所有金融品上市文件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如果出现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情况,就要对造假者进行严惩,甚至罚得他倾家荡产。与此同时,法律制度必须配套,要建立集体诉讼、举证责任在辩方、个人破产、金融市场禁入等制度,还要保护专业人士(财务专家、律师等)对上市公司或上市金融品的监督权──使“看门狗制度”合法化──最大程度地提高利用欺诈操纵手段试图从金融市场获取暴利的成本,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没有侥幸得逞的可能,反而会因此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倘若中国能否实现上述金融改革,不仅金融成本将被极大地降低,更可以使中国民间活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惊人地释放(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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