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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下):以“神性文明”统御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7-11-25 18:20: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实业要走华为、华信新型集体制之路
再造中国经济竞争活力,再造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动力,是中国未来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然而,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一直是以所谓“以开放促改革”的经济战略思路与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外资获得超国民待遇,甚至一度控制了中国大多数的产业链;而在中国本土实业界,为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充当“中国车间”也曾是主流思路,最典型的是联想的名言──“跟在IBM后面吃土”。
悲剧的是,这种战略思路必然导致中国市场贡献的绝大多数利润被跨国公司享用,中国制造业沦为跨国公司的附庸,只能跟在跨国公司后面吃些残羹冷炙,聊以度日。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就是联想集团,它虽然通过在中国卓越的市场销售能力,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成为全球PC销售规模第一的企业,但它分别花费了12.5亿、29亿、23亿美元巨资先后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摩托罗拉移动、IBMX86服务器业务。联想不仅付出了巨额现金流,而且后续重组费用也非常高昂,两者合计当不下百亿美元,实际将过去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和未来自主技术开发资金拱手孝敬给欧美跨国公司。由于缺乏自主开发技术的支持,其在最具前途的手机市场的竞争已经落败。2015财年,联想集团虽然在全球实现了449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但却净亏损了1.28亿美元,未来前途十分堪忧!
与联想集团相反,中国华为走了一条自主技术创新的道路,不仅已成为电信设备业的全球霸主,更在全球手机市场跻身前三强,且未来竞争发展潜力巨大。其石墨烯充电技术也开始在全球领先,有可能再打开汽车电池这个巨大而广阔的市场。由此,它已成为全球最成功的跨国公司之一,它不仅在2016年世界500强名列第129位,更在全球最有价值品牌榜上名列第40名。华为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521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2%,其利润则达到370亿元人民币,约合54亿美元
华为之所以后劲十足,是因为它走了一条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新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成为2014年申请国际专利冠军!2015年继续保持第一。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华为研发投入累计接近3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00亿美元),2016年研发投入约606亿元人民币,在销售收入中占比高达11.6%。在欧盟委员会发布“2016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上,华为科研投入为83.58亿美元,排名全球第8,仅比排名第一的大众集团少38.6%。而联想集团过去10年累计研发投入仅为44.05亿美元,不及华为2014年一年的投入,其中仅2015财年研发占比收入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此外,在华为17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到45%。华为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会催生出更多技术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华为推出了当时全球领先的麒麟950手机芯片。这标志着着华为已跻身智能手机芯片的山顶。而在2016年11月,华为等中国企业主推的极化码(Polar Code)打败美国主推的LDPC码和法国主推的Turbo码,成为5G eMBB场景在短码上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即华为成为5G时代标准的重要引领者和制定者。
华为道路的成功,主要依靠三个策略:第一,坚定的自主研发驱动;第二,在市场战略上,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即在技术和实力尚不足以跟一流跨国公司在欧美主流市场想抗衡的初期阶段,主攻开发条件非常艰苦的亚非拉市场,从而为科技创新和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力。其后,再攻入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第三,华为自主研发道路的成功与国家对电信产业的保护政策有关。在1999-2001年中国加入WTO谈判期间,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坚持不允许外资绝对控股(超过50%)国内电信设备商,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不允许外资垄断。由此,中国华为、中兴通讯等才不至于在起步之初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
华为比欧美跨国公司更强大的竞争力来自于它独特的企业制度──一条非常纯粹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模式。华为对外坚决不上市,对内则实施了彻底的股份合作制,将有贡献有能力的员工最大程度地吸引到股东当中。2014年3月华为曝光了股权簿,当时15万员工中8.4万人持股,合计持股比例超过99%,而创办人任正非仅持股1.4%。由于华为保持了较高利润,股权分红如今已经约占到华为员工总收入的1/3。任正非对此的解释是:“(公众)股东总是很贪婪,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榨干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润。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公司的拥有者并不贪婪。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同业竞争对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上市。”事实已经证明,华为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制度之一。这也是华为能够击败欧美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电信业霸主的原动力所在。
华为股份合作制获得的巨大成功,意味着中国企业不仅在技术创新上开始赶超欧美跨国公司,也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制度创新的引领者。与此同时,另一家中国企业也展现了这种体制创新引领能力,它就是中国新崛起的跨国公司──中国华信。
在201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华信位列第229位。特别是在2014年来,它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迅速布局,已经成为横跨亚欧非的石油跨国巨头,它已经初步形成了从石油资源-物流-储备-加油站的全产业链;同时在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三维”,以及实业和金融两个层面建立了中国民间石油的“一路一带”立体结构。它打破了国际石油领域几十年来寡头联合垄断的局面,成为一个新的次重量级玩家。它已控股了哈萨克斯坦石油国际公司、捷克J&T金融集团等。不仅如此,它还控股了美国老牌投行高宏集团,以战略布局新能源。
中国华信的迅速崛起,不仅是因为其创始人叶简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把握了中国“一路一带”“混合所有制”和国际油价暴跌的三重机遇。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创的三级企业管理模式,不仅符合人性不同层次的需求,更与本人“葫芦型社会”的合理结构不谋而合。
华信的公司体系为三级:第一级是集团总部,其核心是位于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华信章程规定:中国华信是民营集体制企业,公司股权均为代持,不属于个人财富,华信永不上市,永不分红,永续经营;华信二级企业由15 个一级投资平台公司构成。他们可以分配股权、上市融资;对于三级公司,华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利润分享的运营方式,也鼓励有能力有业绩的企业领导成为公司股东,甚至管理团队成为大股东。
与三级企业和三级企业制度相对应的,叶简明将华信人分为三种关系、三种文化:“三种关系”的内涵是:1.职业经理人接受严格的规范化管理,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听从指挥,半军事化管理;2.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可以提升为事业经理人,事业经理人是战略执行者,具有独当一面的开拓管理能力;3.事业经理人可以发展为老板(董事),成为华信的核心精英。这样就形成了持续进步的阶梯机制,以此形成企业内部力量的有序向上升级。
这三种管理模式正是对应了人的“三层需求”:第一个层面的人──职业经理人是为物质生活的,他还在为工资够不够生活发愁,就要用管理职业经理人的模式;第二个层面主要是为名利──事业经理人,在物质生活已经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他追求名利,就是权力、社会地位、社会价值,而不再过多考虑工资要怎么多几千元或者几万元,这要用事业经理人的社会名望地位满足他。第三个层面人──老板。叶简明说,这个层次的人“应该是拥有一种精神,实现一种理想,他就不在乎名利了,他更多考虑的是能为社会留点什么,将来历史能不能写上他的一页。第三个层面的人可以重用,可以成为公司核心骨干。”
中国华信这种被实践初步证明是符合人性、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与本人关于“葫芦型社会”的设想非常吻合: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人还处于人性物质自私功利的葫芦下层“大容器”中,对他们必须实施物质激励、制度规范和人性自私之间的相互制衡监督来管理。第三层面的人相当于“社会精英”,他们属于葫芦上层的“小容器”,他们少而精,是公司的真正灵魂。他们制定战略,明确规则,示范文化,对下监督。他们的个人理想追求与公司的责任感、使命感合二为一,把它作为人生追求,可以保持公司的可持续良性发展。而不是通过上市使得公司股权利益分散化,不同股东基于不同利益取向,对于公司战略目标争斗不休,结果难免是资本市场对公司涸泽而渔──这也是现代西方跨国公司的最大弊端,是它们越来越后继乏力的根本原因。
与华为的股份合作制仅适合于技术高度密集、一体化程度高的产业相比,华信的这种“新型集体企业制度”创新模式适合更广泛的中国企业。倘若中国企业能够在国家对等开放的必要保护下,坚持走自主创新+新型集体企业制度的话,中国制造业必将在未来10~20年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一支中坚领导力量。
此外,中国华信的这种实践,对于中国乃是人类的未来社会治理结构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是能与本书构想的未来“葫芦型”社会相印证的罕见社会实践案例。
石油农业崩溃倒逼生态农业回归、农业再组织化
中国经济社会的高消耗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仅表现在非常昂贵的政府、金融系统,更不可持续的是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和濒临崩溃的石化农业。由于中国人羡慕、效仿、追求美国式以肉奶为主的饮食方式,在过去30年中,中国肉类、河海鲜类、蛋类和牛奶等动物蛋白消费量增速惊人,但是,中国的人均耕地不足美国的 1/6,根本提供不了这么多合格的动物蛋白。于是,中国一方面从国外大量进口动植物蛋白,其中进口大豆占比消费高达86%;另一方面,则在动物饲养环节,大量采用激素和抗生素促使动物速生,使毒害肉类成为普遍现象,这虽然满足了国人一时口腹之欲,但导致癌症等恶性病患迅速上升,国人家庭财富与医疗体系不堪重负。
而在中国人饕餮的口腹之欲背后,是中国农业不堪重负,濒临崩溃。过去十几年来,粮食“12(年)连增”的幻象掩盖了中国农业的诸多问题。首先“12连增”的粮食是一个假象,中国粮食总产量虽然从1998年的5.12亿吨增长到2015年6.2亿吨,增长了1.08亿吨。其实主要是从玉米增产而来,1998年中国玉米总产量是1.32亿吨,而2015年是2.29亿吨,增加了0.97亿吨。而玉米增产主要原因是国产传统非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转为种植玉米──由于玉米的单产远高于大豆,一度其经济效益超过传统大豆,农民弃大豆种玉米。这就造成“一俊遮百丑”的假象──这背后是中国粮食结构的严重恶化──低蛋白含量的玉米取代了高蛋白含量的大豆,并导致中国大豆对外依赖度急速上升到86%,而且,这些进口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而以前中国自产的非转基因大豆!由于2016年秋季玉米收购价格暴跌了30%,也导致了2017年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严重受挫。2016年中国粮食产量已经下降了0.8%,今后几年粮食增产后续乏力已成定局。
撕开粮食“12连增”的假象,中国农业千疮百孔,不堪重负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了:1.耕地面积因为城镇化而迅速萎缩,虽然国家统计数据似乎无需悲观,但事实上全国城市周边的大量良田都变成了工厂、楼盘。特别是原先“苏杭熟,天下足”的苏州、杭州农田已经所剩无几;珠三角的农耕田也基本消失。2.对于土地地力的透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化肥、农药和塑料薄膜的单位面积使用量都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化肥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中国农地常年都是满负荷运营,基本没有轮休,过去30年石化农业对土地肥力的透支伤害远远超过此前5000年的累加。3.由于严重的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叠加,中国耕地已经普遍被化肥、农药和重金属污染,不少土地已经因严重污染而失去了种植的价值;4.中国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十分分散,生产效率低下,致使农田水利等公共工程长期被荒废失修,使得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尤其是抗旱能力远低于30年前。我国原本就是一个严重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且分布极不均衡,北方和西部极为缺水。近些年来,中国水资源情况加速恶化,除了城市和工业大量消耗浪费污染水资源外,全国兴建了超过500家高尔夫球场,每天消耗了巨量的水资源,导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这一隐患已极为严重。5、由于国家长期压制农产品价格,加上农民人均土地少,农业生产的利润非常菲薄,甚至亏损,因此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流往城市打工,致使农村一般只有老弱在维持农业,土地撂荒现象相当严重。
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意识到这种局面不可能继续,已提出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但在这个方向上存在着三个重大课题,如果不能深刻透彻认识到位,仍然会有重大隐患。
1.谁是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城市的下乡资本,甚至是外资;还是种粮大户或农民合作社?如果是前者,则中国农业将重蹈菲律宾和拉美的覆辙,农业生产的财富最终将被极少数人,特别是国际粮食寡头所获得。其结果是人民的天赋财富被剥夺,国家的粮食主权沦丧。粮食──这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命资源将被垄断在少数寡头和外资手中。
2.如果农村集约化成了美国模式,整个中国农业只需要1000万农民,那多余的6亿农民能到哪里去?尤其是在中国外向型经济盛极而衰,政府大规模投资无以为继的趋势下,不要说城市无法消化更多新入城农民,相当可能以亿计的农民工需要返回农村。倘若如此,中国的贫民窟规模将远远超过巴西城市边缘的平民窟,那里将成为犯罪的天堂,社会动荡的渊薮。
3中国还能继续以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塑料薄膜等为主的石化农业吗?如果这条路走到黑,中国耕地潜力达到极限,最后崩溃怎么办?石化农业的另外一种重大风险是,假如石墨烯等充电技术成熟了,它替代了汽柴油成为主要汽车动力,整个石油化工行业大规模萎缩,下游产品化肥等产量将大跌,那怎么办?
简单而言,要解决中国农业的长期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生态和社会发展问题,就要同时解决好三个可持续性──农业主体的可持续性、社会稳定的可持续性和农业生态的可持续性。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农业应该走“农村合作制+绿色生态农业”的道路。中国学者余云辉2009年在其文章《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农业和农村》中就指出:“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近8亿农民的大国企图照搬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把全世界的生产线都搬到中国、把全世界的能源和原材料都运到中国、把全世界的商品销售市场都给了中国,也难以实现近8亿农民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更何况面对国内的环境约束、土地约束、能源约束、产能过剩约束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约束。石油、天然气和化学工业带来的‘石油农业’‘化肥农业’‘农药农业’难以持续,即便可以持续,那么,我们还能期待着农村农民大部分转变为城市蓝领、城市蓝领大部分转变为高端服务业白领和金领、可以继续近乎疯狂地把城市近郊的良田变为别墅或四合院,把远郊的沃土变为迪士尼乐园吗?遗憾的是,写字楼的计算机键盘上敲打不出粮食和面包。那么,城市最终将在动荡甚至动乱中重新长草而变成乡村甚至墓地。”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农村应建立新型集体所有制,走再组织化的道路,我是非常赞同的。
我与余云辉先生对于上述三个问题提出的合理答案如下。
1.中国农业必须实施以股份合作制主要形式的新型集体合作社,实现“再组织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废除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旧组织”后,实施的“土地承包到户”本质是去组织化,虽然一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也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集约发展,各种弊端如今已经显露无疑。而再组织化不是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复辟,而是以股份合作制的新型集体合作制。各户农民以自己的承包地入股,有专业能力的种粮大户或乡村能人,以自己专业能力获得一定比例的技术管理股份,拥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权,接受董事会的领导和监督。农民的股东和劳动者身份分离,股东身份参与分红,劳动者身份按劳取酬领取工资。这样既可以确保农民土地承办权的基本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也能够形成组织化集约经营的优势,同时能够发挥出农村能人的积极性。在此,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基础,政策引导是关键。国家政策引导须包括财政补贴政策引导、金融扶持政策引导、政府采购政策引导、科技扶贫政策引导等。
2.中国必须告别“石化农业”,因为这种对土地涸泽而渔的农业模式已经达到极限,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重建低成本的生态循环农业势在必然。应该在农村再组织化的基础上,在国家扶持引导下,重建农村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比如在一个村级股份合作社范围内,如果自然条件允许,按照生态循环的原则,按合理比例配种小麦(稻谷)等主粮、大豆(花生、油菜籽)等高蛋白油料作物和高产量的红薯(或土豆、魔芋)等;可合理匹配一定规模的畜牧业和鱼塘。如此一来,这三类粮食除了卖粮给城里或农民自己食用外,还可以混合作为饲料用于养殖业;动物粪便、鱼塘腐泥和动物秸秆可混合发酵,成为有机肥料;农民应集中居住在节能生态楼房中,一方面可节约土地用于种养,还可以集约利用太阳能、节省能源。这也有利于改善生活卫生条件;此外还应实施严格的垃圾分类,固态垃圾进行回收,而厨余垃圾则用于生产沼气,可以为农民做饭提供燃料,其废渣可做肥料。如此可建立一个村级单位的小循环生态农业。
在这种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下,农业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自我循环,不仅将可极大地改善环境,也能使农业成本大幅降低,同时也可以消化较多农村人口就业。为此,农业科技进步的方向应转向──如何发挥好自然生物相生相克技术以治理病虫害;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比如滴管技术);微生物对现在严重污染的土地、水质改良技术;生态绿色高产量育种技术等。这就需要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和资本市场大力支持,实现科技新突破。
我们对于这种生态循环农业的未来充满信心,它不仅已经被中国生态农业科学家蒋高明的弘毅生态农庄(注8)等试验初步证明可行──粮食产量并不比化肥农业低多少。更重要的是,生态循环农业在5000年中华文明史上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在清朝乾隆时期,农业育种技术十分原始的情况下,中国都养活了4亿人口,更何况现代科技水平!只要国家和人类能够把科学技术发展引导到生态循环农业的方向,我相信在未来10~20年中国和人类能够重建生态循环农业体系,这将极大地改善自然环境,改善人类健康,极大地降低医疗等系统的消耗。对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诚然,中国农业再组织化还要包括──以国有资本为主导、以分层次控股的股份制形式,建设覆盖所有乡村的农村综合金融服务网、科技服务网、物流服务网和医疗服务网。这样才能将以村级股份合作社的“小宏观”相互联系起来成为“大宏观”,形成区域化集约经营和品牌规模效应。这其中也包括农村垃圾分类的回收再利用等等。
此外,在资本市场上,应该通过订立“社会责任企业”融资和上市标准,创设“社会责任企业板块”,与主板、中小板和创业版并列,鼓励那些以履行社会责任为主的微利的农村综合金融服务企业、科技服务企业、物流服务企业和医疗服务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并上市。通过创设“社会责任企业板块”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监管制度运用于农村各项服务网络的建设、运营与维护之中,并将社会游资组织起来运用于农村建设,建立起城市资金向农村回流的金融机制,从而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到实处。
倘若中国决策者能够团结社会精英,领导社会大众,采取如上措施,进行一场基于人民、国家和人类的根本利益,为了国家、民族和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彻底系统的改革:在政治体制上实现社会精英自上而下地示范管理+人民民主自下而上的自治制衡;极大地降低官僚消费和投资,使政府完成“全能管制老爷型政府”向“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土地、矿产等天赋财富国民公正合理分享;在严格专业监管的前提下,实现金融体系中下层对民间开放,极大地降低金融成本;同类金融市场建立多家充分竞争,公正、透明、民主监管;中国制造走向自主研发和新型集体所有制道路;农业实行生态循环模式,农村实施再组织化……那么,中国将实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其历史意义将超过秦孝公+商鞅的变法,中国必将成为未来人类文明升级的领导力量,而中国新领袖将成为人类共同推崇尊敬的“新圣王”。
包容与升级:世界宗教大会与神性文明回归
通过相互借鉴对方文明的精华,中美两国如果能够实现内部制度和文化的进步升级,这当然是人类的重大进步,可喜可贺。但这仍然解决不了一些全球性的难题,其中有两个特别棘手但已非常迫切的挑战,需要中美两国的社会精英,乃至全球宗教、哲学、政治、科技等社会精英共同努力来解决:第一是“文明的冲突”,特别突出的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第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挑战。
对于“文明的冲突”,特朗普试图通过“反穆斯林令”来将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阻挡在美国之外,即试图通过现代版的修建“边境长城”,虽可以暂时缓解文明冲突升级转化为美国内部种族冲突的速度,但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对于基督教白人占主流的欧美社会而言,穆斯林已经成为其社会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欧美宪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欧美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分离开。如果强制剥离,那就可能重演当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人间惨剧。
事实上,穆斯林已经通过移民、通婚和高生育率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法国南部 ,过往是基督教教堂最多的地区之一,世界闻名,但现在那里的清真寺比教堂还要多。儿童占人口比例更高,20岁以下的青少年有30%是穆斯林,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如尼斯、马赛和巴黎,数字更达到45%。到了2027年,5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穆斯林,只需39年时间,法国将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在过去30年中,英国的穆斯林人口从8.2万增加到250万,增加了约30倍。英国现在有1000多座清真寺,而许多前身是基督教教堂。在荷兰,50%的新生婴儿是穆斯林,只要15年时间,荷兰有一半人口将是穆斯林。德国的一份政府报告则称:2050年,德国将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目前欧洲有5200万穆斯林,德国政府称,这个数字在未来的20年相信会倍增到1.04亿人。在北美 ,各种统计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注9)。
根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0年发布的一份宗教研究报告,“在2010年,基督教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估计信众人数达22亿,接近地球上69亿人口的三分之一(31%),而伊斯兰教位列第二,拥有16亿信众,占全球人口的23%。” 如果目前的发展势头保持不变,全球穆斯林人口将在2050年和基督徒相当,即到那时,伊斯兰教人数将增长73%,基督教则增长35%──即28亿穆斯林和29亿基督徒。而佛教徒的人口不仅不会增长,反而会减少,因为穆斯林、基督教和佛教徒的平均预测生育率分别为3.1、2.7和1.6(注10)。
换言之,随着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伊斯兰教中极端恐怖主义的信众也势必越来越多,传统白人基督教徒的反击也将更加激烈,甚至残酷。如今,文明的冲突不仅仅表现在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而且是内化为各国社会内部冲突。因此,特朗普式的修建“长城”只能有限地减缓穆斯林移民美国的增长速度,但他改变不了这个大趋势。
因此,必须换一种思路来解决文明冲突问题。人类主流精英再也不能回避了──文明的冲突根源在于各种宗教的原始教义!在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在早期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冲突,但是后来它们包容融合在了一起,其根本原因是,他们从教义源头上不是排他性的。道家和佛教都是多神教,且认同人通过修行达到一定境界可以成神,即神与神之间不是排他性对立的,人与神之间也不是排他性对立的。甚至,佛教与道教会相互承认对方的神灵,比如在道观中往往有观世音菩萨的神位,而在一些佛教寺院也有财神的神位。儒家虽然主要关注世俗道德和秩序,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也说“未知生,焉知死”,对神灵持开放态度。儒家在后来也不断吸取道家和佛教的精华,以增强其生命力,最典型代表是明代的王明阳。
然而,西方历史上的宗教冲突一直都非常激烈,乃至残酷。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都是一个源头,但却各自确立自己的“神”是唯一的──犹太教的无形上帝、基督教的人格化上帝与伊斯兰教的真主。这三个宗教不仅认为自己的神是唯一的,而且其他宗教的神是非法的,甚至是邪异的。其中对于异教徒最为严厉的是伊斯兰教。《古兰经》反复强调“凡违背安拉与其使者,则他永远、永久地受折难之火”(注11)“由于你们阻挠安拉之路,你们将尝到歹坏,你们将受巨大的处罚”(注12)。而归信者则“进入河渠流经其下的天堂,在居住的天堂里有美好的住处,那是巨大的收获”(注13)。故此,ISIS所引发的残酷屠杀和文明灾难,并非仅仅因为ISIS是行事极端的恐怖主义者,也因他们是伊斯兰教原始教义的忠实信徒,他们只是遵照安拉的旨意在行事。一言以蔽之,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宗教原始教义的冲突,特别是一神教的暴力血腥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在基督教中也有一种程度的存在,因此,才会爆发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百年战争。
因此,要想从根本化解文明的冲突,必须解决宗教原始教义的暴力血腥排他性。这其中最低目标是──要消除各教教义中对于异教徒暴力血腥的屠杀、残酷无情的诅咒。即清除各教原始经典中暴力血腥屠杀异教徒的教义,从源头上化解不同教派教徒的相互杀戮。而高级目标则是,各宗教废除一神论,均可包容其它宗教的神祇,乃至允许一人成为多个宗教的教徒。这就像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少年派一样。
然而,要达到上述目标,即使是最低目标,就需要各宗教、各国的领袖们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人类使命。联合国和各大国领导人也要积极发挥作用,即通过促成世界宗教领袖大会,共同商讨取消各宗教对异教徒血腥杀戮的内容,倘若能够取得共识,修订各自教义那是最好。对于拒绝取消修订教义者,对于仍坚持对异教徒血腥镇压屠杀的宗教及其国家,各大国领袖应该推动联合国出台法规,将该国、该教的教徒限制在其原住地,不得向其它国家移民。除非该教徒放弃原宗教,或宣誓不对异教徒血腥屠杀、遵守试图进入国的法律、尊重进入国的民俗。
此外,各国社会法律制度对于不同宗教和种族的人应该一律平等。比如中国必须废除少数族裔获得生育、教育特权等规定。中国汉族作为国家统治主体民族,长期制定了自我歧视的政策,特别是严苛的“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而对少数民族则至少可以生2个,结果导致了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注14)。现在中国政府对汉族生育已经恢复了二胎,但这种歧视仍然广泛存在。再如,任何宗教都不能以宗教活动的名义占用公共道路,侵犯公共秩序,影响他人正当生活和工作。
此外,各国应当设定合理的社会保障标准,社会保障应该实施最低生活标准,主要帮助老人、孩子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要避免社会保障成为养懒模式,使勤劳辛苦者被迫贡献收入去养活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而怀有极端宗教思想的人反而有更多闲暇时间,恩将仇报地进行反社会反人类的恐怖罪行。
一言以蔽之,只有公正分担的社会劳动压力、均衡的社会负担才会使得不同宗教和种族保持接近的生育率。
以“神性文明”统御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
实现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生育率的再平衡,是人类维持可持续平衡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采取措施使不同宗教种族人群的劳动压力、社会负担均衡承受外,另外一个非常必要的方法是,对于大多数欧美人和中国主流精英等,要大力遏制物质享乐纵欲主义。
这些物质享乐纵欲主义问题包括吸毒、酗酒、同性恋、滥交、对视觉极端刺激的影视以及歇斯底里的音乐等等,这些都会加速毁掉人类生存的意义,因为在人的肉体感知享受能力走下坡之路后,人必然走向绝望的悲哀之路。
在对物质享乐纵欲主义的遏制上,大多数西方现代人和中国主流精英应当向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物质自律学习。各国也应该限制娱乐产业毫无底线地堕落──大多数不仅不能启发人类对神性的追求,反而成为泯灭人性,刺激兽性疯涨的“魔法”!
即人类需要深刻而理性地认识到──就像本书第七章所分析的那样──人是宇宙的精华,是“六道轮回”的中枢,是佛、菩萨、罗汉等入世修行的载体,是唯一具有“神性”的地球物质生命体。不承认人的“神性”的西方现代文明,在人类曾经超过其他地球生物的逻辑能力、记忆能力、灵巧工作能力上,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已经走到了人类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否定──因为其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在全面超越人类。因此,人类主流文明必须由“兽性文明”向“神性文明”升级,才能找到继续存在的意义,才能重新发现找回人类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优越性和自信心。否则,当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领域地征服人类精英,机器人取代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作,那么,人类在沮丧自卑之下,在缺乏工作无所事事之下,必然会加速陷入颓废堕落、纵欲狂欢、过把瘾就死的“恶性循环”中。最后,无论是人与人的相互毁灭,还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对人类的反控制与毁灭,人类文明都相当可能在未来30年内走向灭亡。
换言之,唯有人类文明实现向“神性文明”的升级,人类拥有了直觉神性能力,才能拥有永久的自信,能够长久驾驭人工智能+机器人──这种逻辑思维+机械力。比如,当人类顶尖精英都开始思考并信仰《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不可思议境界,将之视为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结晶,那么它就能够成为人工智能不可超越人类的无限高门槛──即便是在人工智能最擅长的极限数字表达方面,未来最强大的人工智能仍然无法超越《华严经》的境界(注15)。而佛菩萨的神灵在无量无数宇宙中的自由穿越更是人工智能所无法理解的。由于它不能理解,人类就可以将《华严经》的境界设定为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密码。倘若如此,人工智能就无法“造反”,而能与人类和谐共处,成为人类紧密的合作伙伴、逻辑思维的辅助者和机械能力的提供者。
如果人类把向神性文明的升级作为未来方向,即便人工智能+机器人承担了绝大多数传统工作时,人类也不会感觉到无所事事,因为只有人可以通过物质自律和精神修行,去实证体验人类潜在的神性,去打坐、冥想、经行、净心,去纯洁意念,使意识变得越来越集中纯一,最终有能力冲破第七识我执识,而进入第八识阿赖耶识,从而恢复人的“神性”,灵魂可以提升为天人、罗汉、辟支佛、菩萨,甚至是佛。即便大多数人的灵魂无法冲破肉体的束缚而修正为“神”,也会对身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帮助。同时,与打坐相匹配的素食等新生活方式将极大地降低人类对粮食等物质消耗,减少疾病的发生等,从而极大地降低社会成本,扩大人类社会发展的空间
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认识到打坐冥想对健康的重要帮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和马里兰州大学哈里博士经五年研究后认为:“冥思静坐可对视力、血压、认识功能的激素水平提高大有好处,另可治疗许多不治之症和心脏病、关节炎等慢性病。”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外科医生伯尼•塞格尔也认为:“沉思冥想是松弛思想的行动,可治视为绝症的艾滋病和癌症。”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们对40名学生进行静坐生理实验观察表明:只要静坐5~10分钟,人的大脑耗氧量就会降低17%,而这个数值相当于深睡7个小时后的变化,同时发现受试者血液中被称为“疲劳素”的乳酸浓度,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下降。
2013年2月,《时代》杂志封面故事报道:美国各地的学校、医院、律师事务所、政府机构、公司和监狱开静坐班的越来越多,简直到了“很难躲避静坐”的地步。而参与静坐的名人也越来越多,包括高迪•霍恩(Goldie Hawn)、香奈儿•图翁(Shania Twain)、希哲•葛蓝姆(Heather Graham)、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和戈尔(Algore)──美国前副总统。而最著名的打坐者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 见下图)。
27岁的乔布斯在家中打坐






1972年,17岁的乔布斯在就读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里德学院(Reed College)时,大量阅读宗教与哲学类书籍,之后下定决心研究、并亲自体验唯心论与存在主义。他喜爱研究东方神秘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铃木大拙写的《禅道》和《禅学入门》。从此,佛法成为乔布斯思想上的依托。他甚至认为如果一定需要上大学,他愿意去上一家禅学院。乔布斯认为,对于禅学的研习和思考,是他成功的最大“智慧”。1972年秋季,乔布斯逐渐告别了迷幻药,这不仅是因为他有非凡的意志力,也因为他的心灵彻底被佛教折服。从此,打坐就成为他的习惯之一。他在创办了苹果公司之后,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在打坐后做出的。

在乔布斯56岁令人遗憾地去世后,麦肯道格尔医生健康和医疗中心(Dr.McDougall's Health and Medical Center)新闻通讯网站曾在2011年11月发表了一篇报告,医生及营养学专家约翰•麦肯道格尔(JohnMcDougall)计算和分析了乔布斯患癌症的时间和扩散历史,并总结说,乔布斯早在20多岁时就已患癌症并开始扩散,其元凶很可能是电子行业的有毒化学物质,而乔布斯健康的饮食习惯延长了他的生命──即打坐和素食帮助乔布斯一方面承受超强度的创业压力,另一方面帮助他对抗了20多年的癌症侵蚀。

虽然现在大多数西方人的打坐、冥想虽然更多的仍停留在科学可以验证的、对健康有利的初级阶段,但这仍然是一股人类向着神性进步的巨大潮流力量,倘若西方这些探索者真能懂得神性与佛法的真谛后,他们能从东方智慧中获得真知,他们相当可能成为人类由“兽性文明”向“神性文明”升级的主力军。

颇为遗憾的是,在被西方欺压上百年后,在对西方崇拜、模仿和追随的过程中,大多数中国人反而丢失了自己的神性文明,越来越多的人正向兽性文明滑落,即便在佛教、道教寺院的膜拜,也大多数为了求财求色。所幸的是,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不少觉醒者,他们正在摆脱金融和欲望的异化,开始回归体悟中华文明的神性精华,他们将成为另一股引领推动人类文明向神性升级的重要力量。



人类主流精英不要再做文明加速毁灭者



在当今地球村时代,人类距离星际移民仍然遥遥无期之际,现在的人类正面临空前危险而迫切的毁灭性危机:一是地球有限资源无法支持人口继续快速膨胀;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在摧毁人类自信和存在价值。前者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为争夺有限生存资源而越来越恶性竞争,乃至相互毁灭;后者则是人的逻辑思维和劳动力的外部物化后,很可能出现反向吞噬──人由人类社会的主人将变成“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会的边缘物,面临被选择命运的危险。这两个巨大危机都在加速发育中,按照现在这个速度,未来30年内人类将相当大概率遭遇巨大灾难或毁灭性危机。

    这种趋势还并不是最糟糕的。最可怕的是,人类的精英,特别是中美两国的主流精英,他们中虽然有人可能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对此给予足够重视,甚至更加贪婪,蒙蔽自己和世人的眼睛,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试图向外转嫁危机,对民众进行极限挤压。从而使国际间的大规模战争风险、国内社会分裂的压力加速增大,正在加速人类自我毁灭的进程。

与此同时,在现今资本市场对技术领先的极力追捧的规则下,为了获取“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领先”的暴利,基于财富竞争你死我活的倒逼压力,类似于日本软银领导人孙正义那样的全球顶级投资者,正筹集了巨额资本投向这一领域,其中仅孙正义就准备近1000亿美元的巨资。但是,这些人类主流精英并没有以同样的决心和能力去达成一种人类绝对控制人工智能的规则;他们也很少有思考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全面替代人类思考、劳动后,人类社会的新结构该是什么样子,那时候人们该干些什么?

即这些掌握了人类主要权力和资本的精英,他们大多数仍在继续获取暴利的恶性竞争中被蒙蔽双眼,被泯灭了“神性”乃至“人性”,他们正在成为人类自我毁灭的主要推手。虽然一些社会精英已经开始觉醒,但是他们的力量仍然是微弱的。同时,绝大多数社会公众仍然处于麻醉沉迷状态,以满足自己肉体享乐为主要目标,在无法得到满足时戾气增长。倘若人类按照目前的路径继续加速疯狂,那必然是“末日狂奔”,所有人的未来都将是悲剧──对于个人而言,无论未来成败利钝,最后都要面对衰老的悲哀和死亡的恐惧;对于人类而言,无论个人、组织、大国和文明无论怎样博弈,当人类自我毁灭时,一切都将烟消云散了。

即地球和人类文明史或许只留给人类20~30年的时间去改变自身悲剧结局。人类的主流精英对此应该好好思考了,即便不为人类着想,也该为自己的生命着想;即便不为自己生命着想,也该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我们应该深刻反思和忏悔了,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改弦更张,从而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如果说过去人类文明或者人类思想界只提供了一条道路,人们只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向绝境,那么尚情有可原。但是,今天此书已经提供了另外一条可持续良性发展、人类可以升级到“神性文明”,可以获得更多精神幸福的出路,那就再不能逃避推卸责任了──你不拯救自己,没人能拯救你!

尽管如此,本人对未来最多只能保持谨慎乐观,因为主流精英很难放弃既得利益,社会大众很难改变生活习惯,或许只有在一场经济金融大危机,甚至次级世界战争之后,在世人财富梦想普遍破灭、物质享乐泡沫幻灭,在巨大灾难的“当头棒喝”下,人类在遭受了极大痛苦后,痛定思痛,主流精英才能幡然悔悟,社会大众才会猛然觉醒,才可能在“新圣王”的领导下迈向“生态文明+神性文明”的人类文明升级之路。

真诚地期望──这个猛然悔悟,这个改弦更张来的不会太晚(本章完,本书到此结束)!





本章注释:

注1:


注2:                                                  


注3:《全美酗酒或过量吸毒自杀报告》。 https://stacks.cdc.gov/view/cdc/11981/


注5:2015年中美财政相关数据说明如下:

2015年,中国GDP总额为67.67万亿元人民币(以下同);中国人口13.7亿人,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总计国人可支配收入30.0934万亿元。

2015年中国政府广义财政收入包含:一般财政收入15.2217万亿元、政府基金4.2330万亿元、社保缴费4.6354万亿元,国资经营收入0.256万亿元、国债2.1058万亿元、地方债3.8352万亿元、政策债2.6051万亿元。合计32.8922万亿元。此口径未包括政府城投公司的城投债1.4万亿元。其与GDP的比例是48.6%;与国人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是109.3%。

2015年中国财政支出中各类社保支出为:教育2.6271万亿元、医疗1.1851万亿元、社保1.9018万亿,社保基金支出3.9118万亿元。合计9.6258万亿元。(据财政部《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2015年中国财政总支出包括一般财政支出17.5877万亿元、社保基金支出3.9118万亿元。合计21.4995万亿元。社会保障总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为44.78%。

2015年美国GDP为18.04万亿美元(以下同);2015年美国人民可支配收入13.5198万亿美元(人均4.2095万美元)

2015年美国政府广义财政收入包括:联邦政府3.4533万亿美元、地方政府2.3315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债券2.12万亿美元,地方政府债券0.41万亿美元,合计8.3148万亿美元;其与GDP的比例是46.09%;其与国人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是61.5%。

2015年美国政府(含联邦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为6.594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养老金(Pensions)1.3457亿美元、医保(Health Care)1.4365亿美元、教育(Education)1.0593亿美元、福利(Welfare)0.5087亿美元、社会保障(Protection)0.2578亿美元,合计社会保障支出4.608万亿美元,占财政总支出69.87%。

以上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社保基金;美国经济调查局、政府出版局、商务普查局等权威官方机构。

注6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二条、第九条、第十条

注7 :原载于2008年12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



注9:



注11 :《古兰经》第73章裹衣者23

注12 :《古兰经》第十六章蜜蜂94。

注13 :《古兰经》第62章麦地那降11

注14 :《中国统计年鉴2016》

注15 :详见本书第七章“大乘佛法拥有最不可思议的宏大数学和时间概念”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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